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又或许是因为服食五石散的缘故，拓跋珪的性格变得异常残暴，可他也清晰地意识到，他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叔本华同志曾经曰过，“时间是无限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为了用有限的时间去抗衡无限的时间而采取了繁殖这一手段，让自己的生命时间得以延续。这是人类繁殖的本能。”

理所当然的，拓跋珪也像姚兴一样，开始考虑继承人的问题。

不同的是，姚兴天性善良，这些年还信起了佛教。

鸠摩罗什是龟兹国的大德僧人，他曾去过印度学习大乘佛法，苻坚想让大乘佛法的光芒普照前秦了，所以才派遣吕光率兵前往请他回来的。

吕光率十万大军前往西域，征服龟兹国之后，这才将鸠摩罗什带回了中原，但他走到凉州时，却听说苻坚已被杀死。

吕光遂留在凉州，建立后凉。

后凉被灭后秦所灭，姚兴也理所当然地把鸠摩罗什迎到了长安。

鸠摩罗什到了长安之后，初住草堂寺，收纳僧徒三千人，姚兴待他以国师之礼，尊崇备至，常亲率群臣及僧众听他讲经。

姚兴除为鸠摩罗什开辟译经场外，还选名僧僧略、僧迁等八百余人为其助译，他不但为后者译经提供种种方便，有时还亲自参与翻译。

在中国佛教史上，鸠摩罗什译经是件大事，龙树中观宗大乘学说的主要经典就是由他最终译完；他还对小乘成实宗经典的翻译，作出了大量贡献。

鸠摩罗什译经的态度比较严肃，力求译文典雅而又不失原意，从这个意义说，他的译经活动不但有利于佛教的传播，而且奠定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基础。

在姚兴的提倡和鼓励之下，后秦举国上下崇信佛教，一时寺院佛塔林立，仅长安一地的僧人就有五千多人，各地事佛的人达到十室而九的地步。

与早年相比，姚兴晚年的性子多少有些婆婆妈妈，这从他数次宽达处理篡位的儿子姚弼一事中，就已暴露无遗。

相比于姚兴的温情，拓跋珪在君位传承问题上，采取的却是一种残无人道的手段。

母以子贵，诸皇妃以生儿子为荣，母亲为儿子能继承皇位，对老皇帝争宠献媚，费尽心机，一旦儿子立为太子登上帝位，母亲便被尊为太后，享齐人之福，荣耀无边。

这种情况在北魏宫廷是不存在的，因为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立下的规矩是，“立太子先杀其母。”

这种制度的滥觞，实则是五百年前的汉武帝明的。

钩弋夫人生子名弗陵，号钩弋子，汉武帝视为掌上明珠，常对人夸耀，“弗陵类我”，遂萌废立太子之意。

征和二年，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身亡，汉武帝遂带钩弋夫人移居甘泉官，召画工画周公哺周成王图，向群臣表明了要立弗陵为太子的意图。

因为担心“主少母壮”重蹈吕后覆辙，汉武帝便以“屡践圣意”为由，将钩弋夫人囚禁于云阳宫；钩弋夫人忧困而死，汉武帝深感内疚，在甘泉宫前建“通灵台”以表怀念。

刘家人对自己的女人不好，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

刘邦在逃跑时将妻子吕雉踹下战车，刘备几次三番地扔下妻子自己活命，刘安更是为了讨好刘备而杀妻......

抛开人道主义的立场，汉武帝刘彻明的“立子杀妻，子贵母死”的办法，对防范后宫**，还是极为有效的，但有汉一代，能够实施这个办法的也仅有汉武帝一人而已。

倒是五百年后的拓跋珪，将其扬光大了，以至于《魏书》中如是记载，“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

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儿子的富贵，就算是再伟大的母爱，也都不能容忍的！

拓跋珪立长子齐王拓跋嗣为太子，同时将太子之母，也就是与拓跋珪一起患难与共的妻子独孤刘氏赐死，并解释说，“这是效仿汉武帝防止母后专权，为国家作的长久之计。”

北魏皇朝这条制度并非拓跋珪创，但他却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第一人，其实早在拓跋部从林地走向草原时，杀妻便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当初，大鲜卑山下来的拓跋部很弱小，历代可汗都通过与草原其他部落通婚来壮大自己；为了不被比自己强大的联姻部落吞并，他们总是先联姻，后动战争，可汗们的妻子也就成了牺牲品。

拓跋珪本人便是凭借母族贺兰部复国成功的，他的敌人如独孤刘氏诸部、贺兰贺氏诸部、慕容燕国，无一例外不是与拓跋部联姻的部族。

不同于汉武帝的假想，外家部族对北魏皇朝的威胁实实在在，而且皇帝无私事、无父母，有的只是江山，有的只是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