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轩来到北大，打听沈丛文，因为稿纸上并没有沈丛文的住址。

他没有去找北大的老师，而是直接找学生打听。

这种做法在后世是很难想象的，后世的北大至少有数万名学生，细分为几十个科系，就算是找到科系也不一定就能找到一名没有在学校里注册的旁听生。

但此时的北大只有大概一千名学生，教职工不过百人。

学生可以直接到校长办公室谈事情，基本上做到了平等交流，风气开放。

北京大学设为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三个学院，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较为自由，课堂上的惯例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换句话说就是爱听就听，不听就走。

教授都很有性格，学校也没有硬性的考核任务，他们不怎么关心下面听课的都是什么人。

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极大的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来去都没人在意与过问，更不会有人盘查。

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在一起，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来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

这种做法看似随意散漫，却体现了包容的精神，这才是大学应该有的样子。

不是关起门来自己说是高等学府，那就真的高等了，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在北大的旁听生中出现了很多出名的人物，他们是北大值得骄傲的资本。

林子轩来到了文学院。也就是北大有名的红楼。

红楼因为建筑的主体用红砖建成。红瓦铺顶而得名，始建于1916年，是北京大学的校部、文学院及图书馆的所在地。

红楼为砖木结构建筑，平面呈工字形，楼高四层，有半地下室。

半地下室设有印刷厂，《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新文学刊物就在地下室的红楼印刷厂印制出版。

这里还集中了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许多革新团体。

第一层为图书馆。第二层为行政办公室， 第三、四层为教室。

林子轩看到北大图书馆，不由得想起了后世一个北大拖欠图书管理员工资的事情。

这件事其实是个误会，北大没有拖欠图书管理员工资，拖欠工资的事情生在上海。

1924年，那位曾经的北大图书管理员在上海担任秘书，负责一些文书工作，月薪是120块大洋，当时一起工作的邵力字和向警宇的月薪则为80块大洋。

可能因为活动经费紧张。这笔工资就没有落实。

林子轩刚上楼便碰到了在北大教书的周作仁，红楼的第二层正是教师的休息室。

他昨天在北大的演讲虽然还没有刊登在报纸上，却早已在北大传开，特别是最后的那词更是广为流传，不少人甚至到大礼堂去参观林子轩的笔迹。

那《沁园春》算是出名了。

林子轩和周作仁闲聊几句，表明来意。要找一位在这里的旁听生。

周作仁就找了一位自己的学生带着林子轩到楼上的教室里看看。他们这些教授不会去记学生的名字，除非是特别有才华的学生。

此时的沈丛文基础差，还没展现出自己的写作才华，自然不会引起北大教授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