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赫巴鲁开始放慢坐骑奔走的节奏，打算把骑队兜转回来，然后选择某一个方向，发起猛击。

这种在敌人眼前的减速兜转，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无论敌人用箭矢覆盖，还是趁机发起短促的冲锋，都可能导致巨大的伤亡。但苏赫巴鲁自己就是战斗经验丰富的蒙古人，所以他很确定，豁罗剌思人被切割成两块以后，指挥已经完全乱了，他们顾不上这些。

草原人习惯了艰苦，他们的身体里积累着无数的战斗本能，所以每一个蒙古人，都是最好的骑手和猎手；每十个蒙古人，乃至每百個蒙古人，都能组成同等规模下，最为精锐和勇猛的军队。

但光是这些，并没有让蒙古人在和女真人的战斗中夺取上风。过去许多年里，金国每次以数万之众攻入草原，凭着严整阵列如入无人之境，蒙古各部事实上并没有正面对抗的能力。

蒙古人组成千人级别乃至更大规模的军队，掌握万人大军调度和战斗的本领，是从成吉思汗开始的。

成吉思汗认为，行猎是军官的正当职司，从中得到教益和训练是士兵和军人应尽的义务。在他的治下，蒙古军强制推行了等同于军事训练的定期围猎，而且随着控制范围的扩张，围猎规模也从千人，到万人，再到十余万人，越来越大。

当也克蒙古兀鲁思覆压草原的时候，一次大型围猎要耗费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方圆数百里的广袤范围内展开。参与围猎的数十个千户所属，每一名蒙古人，都需要日夜行军，随时驱赶野兽，维持严密的封锁，更动辄奔驰上百里，响应大汗的紧应调度，执行各种命令。

苏赫巴鲁至今还记得，当围猎圈子缩小到两三里范围内，他和数万蒙古勇士围着圈子，肩并肩站立，每个人仿佛化作了山岳和铁样的城池。任凭圈子里成千上万的野兽恐怖呼号，也只能被怯薛们纵骑射杀。

这种训练是最好的演习，参与过围猎的人们，便锻炼出了指挥和配合的才能，懂得了大战的诀窍。待到下一次集结，他们便成了怒涛般无法阻挡的南侵大军。

苏赫巴鲁本人，便曾是南侵大军的一员。当时他作得百夫长，在野狐岭恶战立功以后，又被调去攻打夏国，当过一任驻在中兴府的使者。结果数年之后回国，他却听闻蒙古军在中原连番吃亏，以至于成吉思汗必须打着西征的旗号，避免与之直接对抗了。

数年不在草原，对局势的变化，苏赫巴鲁反倒比常人更敏感。

他隐约觉得草原和中原的对抗结果，关乎更宏大的强弱之势逆转，并非成吉思汗某次不敌大周皇帝郭宁，或者神箭将军哲别中了诱敌之计那么简单。所以他才会巴巴地投靠大周，试图为自己，也为部下们趟一条新路。

他的这个选择，在所属千户的内部掀起了极大风波，以至于率部南下的时候，沿途都有部民逃散甚至叛乱的。他一路镇压，一路惩处，待落脚于宣德州，双手已经沾满了部民的血。

对此苏赫巴鲁并不后悔。

越是熟悉中原，熟悉大周，他越是相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而豁罗剌思人的狼狈姿态更让他确信，蒙古军作为一个整体的强大，和蒙古人本身的勇猛并没有多大关系。

或许更多地来自于成吉思汗的天才，还有些时势造就的成果。一旦成吉思汗暂时顾不上草原，而时势又不允许，蒙古军就没法保持住不断征战，不断收获的循环，于是其战斗能力也没法一直维持。

更麻烦的是，大蒙古国建立十余年了，但其内部的管理，依旧保持着草原民族奔放粗疏的作派，远不如中原细致。

大周朝也有两三年没打过仗了。可中原富庶，朝廷又调度得力，每年金山银海似的钱财投入到军校，动辄数百上千精兵猛将在军校里苦练不辍。

比如苏赫巴鲁，就去过设在大同府的军校。除了汉话的听写还有些艰难，他用了三个月时间，完整通过了大周基层军官所需的一切课程。

三个月以后，他没有回到军队，而被调到了天津府的高级军校，作为教官向都将以上的军官们授课，讲的是蒙古骑兵的训练、选拔乃至常见的各种战术。

在授课的同时，他也偶尔旁听些天津府军校的课程，甚至还登上过海船，接触了一点海上的接舷战。

至于其它的课程，那些战术、战略、地理、数算、兵制、国史等等，听得苏赫巴鲁头晕脑胀，全然不知所云，但他由此深知在军官们学会了这些以后，军队将何等如虎添翼。

中原有这样的办法，草原上怎么应对？没有掳掠所得，就没法聚合大军、组织围猎，许多作战的技能就没法传播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