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每个地区的情况就不太一样。农合的形式也必须搞得多种多样。在江南这

边，大明的分田基本上给到每户的田地相对比较少4-10亩是比较常见的情况，每个村的所有农民家庭都加入农合。农合作为基层组织，安排农民们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更主要的，提供农民们良种、农业技术、肥料以及未来可能提供更多农业机械。农民在完成自留地的耕种之后，如果还有剩余劳动力，则耕种挂在农合下面的土地，手法上既包括承包自种，也包括共同耕种。承包自种的形式，其实等于将土地以不剥夺土地所有权的形式，从地主手中流转到了农民手中；共同耕种则是计工分，多劳多得。

农合的另一大作用，就是协调经济作物的耕种，经济作物直接导向现金的收入，从而可以很好地改善农民的收入。而即便是粮食，农合直接对接国有粮食公司，以统一价格向各农合收购，粮食公司的价格是稳定的，算是一层保险，防止出现丰年粮贱，多收了四五石结果导致破产这种事。

大多数江南农民是还没有意识到农合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强大的存在，不过看在分地免粮的面子上，农民们还都是非常积极地入社。

大多数江南地主对于朝廷一系列的新政还是搞得有些心惊胆战，这个大明跟以前那个让他们占尽便宜的大明已经全然不同了。不是没有人想过搞事抗拒，但是前段时间郑成功在江南搞得轰轰烈烈的清肃活动，已经让许多士绅名流破家破产，甚至给发配到了海外，众人基本上只能噤声，甚至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士绅写诗讽刺，说光复后的大明还不如鞑子仁慈。

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在舆论中只能算是一种非主流。江南也已经开始刊行大量的代表官方声音的报纸和杂志，舆论已经很好地控制在了太子殿下的手中。新学也开始蔚然成风。

毕竟清廷当初可是敲诈勒索，什么招数都用，更是杀了不少人。太子治下，一切依法办理，经济类的罪行除非重大，不至于死罪，最多也就是罚钱，或者就是给扔去爪哇岛。于是乎，从这个时代后，吴语中就有了一些谚语，例如死去爪哇一类的词，用来骂人。

说起来，上海的洋房还是有些富户用土地换了来。一些人已经知道靠土地八成是很难赚钱了，在看到工商政策向好的局面，就来到上海来经营商业。很快地，第一批十七世纪的炒房团已经出现了，只不过现在的炒还比较初级。

毕竟，一个如此与众不同的现代城市，宽敞的水泥马路和路灯，有着各种各样的工厂和商业公司，有一个通达各地的大港口，善于商业的新兴资产阶级已经看到了利益潜力，如同嗅到血腥的鲨鱼一样，开始逐渐涌入上海。

东方魔都也就是在1662年的冬天开始，逐渐展现出自己的魔力。从那个时候就定居上海的江南人们，总是自居正宗老上海，甚至很多年后都还夸耀，自己曾经在什么馆子见到过年少时的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