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年长的人确实我还面熟，也有些人很年轻。总体来说，这些人即便想特意记住都相当困难。我想起三叔和我说过：在地里办事情的人，长得再怎么歪瓜裂枣，看一眼一辈子忘不了都没关系，但是在人堆里混的出货伙计，最好是哪儿都能看见的那种人。从死人手里拿东西方便，从活人手里拿钱最难。

小花的手下把潘子身边的四把椅子搬过来，这是给四个大盘口坐的，三叔的体系非常分明，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

在长沙，存在着一个历史悠久的盗墓销赃体系，这个体系是在民国末确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再往前追溯，肯定有同样的体系存在，但是历史动荡，各种体系在动乱中都被摧毁，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如今的体系，却是民国时候传承下来的。

古董买卖，分为在国内的收藏和国外的走私。俗话说“盛世古董”，只有在太平盛世，才会有人专心收藏古董，但是这句老话是片面的，只有在封闭的世界里，才有效。

最初康乾的时候是一个大盛世，但是大清朝闭关锁国，顺治十二年海禁到康熙二十三年才开放，之后康熙五十六年又禁，之后开开禁禁好像快板一样，虽然整体时间不算长，但是对于海运的控制非常严格，那一段时间，盛世古董有所体现，但因为海禁、重刑的压迫，盗墓活动并没有到猖獗的地步。

唯独在民国之后的一段时间，一来是国外有大量的需求，二来是国内关口开放，政府自顾不暇，近代历史上盗墓的高峰期就出现了。

市场很大，又没人管，事情都做大了。

当时形成的第一个体系，就是走私体系。源头是盗墓贼，之后是“客人”，这些客人都是古董行家，从盗墓贼手里购买冥器，带到北平和上海两个大城市消化，特别是北平。那个年代大部分好货，都流到了国外。

后来新中国成立，海关检查越来越严格，海外走私逐渐收敛，但是体系已经形成。我爷爷这一批人正是成长于那个年代，他们成功地活到了改革开放，所以体系沿用了下来。从文革结束，在中国南方边境和海面上开始出现走私活动之后，这些年囤积下来、隐藏起来的大量冥器开始寻找出口，三叔就是利用老一辈的体系开始重操旧业并扬光大的那一批人。

当然，现在的整个盘口运营，国内的富豪和收藏家已经是外国走私商的劲敌，这也是各地地方性古董交易市场空前繁盛的原因。

这也能理解，三叔在长沙和杭州，霍家和小花在北京（北平）的产业关系，吴家和解家联姻的各种潜在目的。

从大体结构上来看，三叔在长沙的所有盘口，主要负责两个业务，一个是下地拿货，另一个是分销。

下地拿货的盘口，我们一般叫做“喇嘛盘”，分销的盘口，叫做“马盘”。

这个体系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

三叔这样的人，被称为“铁筷子”，是产业链的剥削者，他们垄断着最好的资源，包括古墓的信息、探墓的知识、冥器的鉴定。

这些“铁筷子”把自己掌握的古墓的位置、朝代信息，交给下面的“喇嘛盘”，就是俗称的夹喇嘛。这时候“铁筷子”会出一个“筷子头”，带着信息，领着“喇嘛盘”里夹来的喇嘛们，一起下地取货。潘子就是三叔手下很有名的“筷子头”。

同时，喇嘛盘会有熟悉的马盘，早就等候在一边，在东西刚出锅，还没“凉”下来时，马盘就联系好了买家、路线，之后就在当地直接交易，东西一凉马盘直接拿走。整个盗墓活动就结束了。

这种体系，速度极快，只要不抓现行，死的只会是马盘，铁筷子和喇嘛盘不会受到任何牵连。为什么盗墓活动屡禁不止就是这个原因。而对于铁筷子和喇嘛盘来说，马盘这种东西，要多少有多少，死几个就死几个。

三叔的分销马盘数量众多，来到这所房间的，只是大头中的大头，最让三叔忌惮的，是四个下地的喇嘛盘。如今能坐在椅子上的，就是那四个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