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很可能因为奶奶我才继续留在了这个家里。但是这门亲戚，我们是认下来了。就跟外婆所说的一样：邻居和坏人都要来往，更何况亲兄弟呢？

于是在开垦这块橘子林的时候，妈妈就只能想到叫爸爸的兄弟和姐妹们来帮忙了。妈妈说：认亲是吧，先来帮我们干活！

那一年幸亏爸爸的兄长，还有几个姑父（爸爸姐妹的老公）一起来帮我们家开垦土地，减轻了妈妈的负担。光开垦、种苗这个准备工作就断断续续地做了一年半载，把妈妈累的仿佛又回到了文革的时候，但是心情当然不一样，这是为自己的家劳作啊！种下树苗后，每年都要去饮水灌溉、除草、剪枝等等繁重的体力活。

没有人知道橘子会在什么时候长出来，能长成什么样。这样整整坚持了六年，橘子苗终于长成了橘子树，开始开花结果！橘子花香气馥郁，一阵风吹过，几里外都能闻见。

橘子树上挂满了橘子，秋天的时候满树满林一片橙黄，非常好看。妈妈经常带着我们去除草浇灌，那是很累的活，因为要弯着腰在树和树之间穿行劳作。累了渴了的时候就去附近地里偷个西瓜吃，然后躺在树荫下休息一下。阳光透过橘树叶落在我们脸上，这就是夏秋时节的劳动光景。那几年对我们几个小孩来说是很快乐的时光，虽然干农活很累，那也基本上由妈妈和爸爸包办了。我们就只管吃橘子，偷西瓜，住在高高的临时搭建的竹棚上鸟瞰橘林。

几年里橘子林为我们家带来了一些收入，除了供我们兄妹三个读书，还给家里添置了第一个电视机，后来又有了冰箱，虽然冰箱里没什么东西可放，放着看看也很高兴。哥哥再也不用去隔壁家看电视了，只是那时候他已经对无聊的电视节目失去了兴趣，转而开始听音乐了。而妈妈希望我们家的生活不比任何人家差。

有村民看到橘子长势喜人，就开始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承包这块土地。他们开始抗议为何当年我们承包这块土地的时候没有公开竞标。其实是因为当时除了妈妈队里的几个人外，没有人看好这块土地。事已至此，不能反悔，眼红的村民们也没办法翻案。于是那段时间偷橘子的人变得很多，甚至有本村村民鼓动邻村几乎全村人来摘橘子的情况。妈妈让我们晚上去看守橘林，我们睡在竹棚里，身边放着木棍和砍柴的刀子，外面风声鹤唳，我们想象着成有一大波的敌人来袭，但是没有人敢走出竹棚去漆黑的林子里视察一番。于是往往在第二天早上就发现挨近马路的几棵橘子树上的橘子被人摘了个精光。我们曾经还在夜里听见有女人喊救命的声音，但我们都不敢出去。很多人都听见了，有好多个晚上有女人的呼救声。后来村里都在悄悄的传播，说是在橘子林里有一个色魔，这个色魔肯定是种橘子的这些人里边的一个。有人传言他走起来外八字，看上去慢悠悠的，但突然就快如鬼魅。

但是种植这个东西，有时候确实得看天吃饭。九十年代初的一场大雪把橘树给压断了不少，橘子的产量自此就受了很大的影响，当年几乎没有产量。那几年妈妈也操劳过度，开始感到年龄不饶人，没有力气再去地里干那么重的活了。因为爸爸在上班，基本上农活就让妈妈一个女人来承担了。于是妈妈就把我们家的那块橘林转包给了别人，如果有收成，每天给我们几斤橘子吃吃就行了。再过了一两年，大家都觉得种橘树不如做其他的生意，都出去做生意去了，于是橘子林就基本上闲置了。

然后又过了几年，乡镇企业也逐渐多了起来。政府部门要征收那块土地，用来租给企业办厂房了。那时候我兄妹三个都已经念大学，户口都迁出去了。大奶奶的户口也在那几年迁到了清远姑姑那里。姑姑心想，当年她妈妈逃到清远，结果又被人从她身边夺走，现在新时代到来了，生活也逐渐富裕了，为了争口气就把奶奶的户口迁过去了。爸爸自从分配了正式工作之后，也不再是农业户口，所以家里只剩妈妈一个农民了。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光荣，我们是居民了，不再是农民，我们是大城市里的人了！可当时谁又能了解妈妈的内心：啊，你们都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守在这里.......

那一年征收土地，我们家只分到了妈妈一人份的补贴，因为我们都离开了土地。在土地被回收建厂的第二年，妈妈就经常开始闹肚子疼，一年比一年严重。

爸爸突如其来的亲戚们，虽然从此后我们与其建立了联系，但是也仅限于过年走亲访友的来往，总是建立不起感情。后来我们三个都出去工作后，就更加慢慢的淡忘了，就像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根一样。

那几年生活条件逐渐好起来了，文革期间消失的“唱新闻”又忽然出现了。“吉彭吉彭吉吉彭”，渔鼓一响，竹板一夹，瞎子艺人开唱道：

“一个朝代一出戏啊

我不唱谁功，也不唱谁过

我不唱谁对，也不唱谁错

只唱老百姓旦夕福祸！”

“吉彭吉彭吉吉彭”

瞎子继续唱：

“文革看《白毛女》啊，不如新时代听我唱新闻......”

瞎子艺人还没唱完呢，妈妈就递给了他一分钱，要打发他走。瞎子把钱拿在手里掂量了一下，发现只有一分钱，立刻拿起渔鼓“吉彭”一声，然后开始唱骂：

“哎哟喂！唱了半天只给我一分钱呐，我要把你人家唱难听！

许村有户人家啊......”

奶奶立刻塞给瞎子一毛硬币，斥其赶紧走。瞎子道了声谢谢，就赶紧到下一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