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发生的许多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 “解放后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利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还有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
▲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了个人领导”，“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以上凡标以“△”的，都抄引自《言论汇集》，作者分别是徐克学（数学系学生）、岑超南（物理系学生）、张景中（数学系学生）、庞卓恒（系别不明）、龙英化（哲学系学生）、际爱文、江文（中文系学生）、钱如平（数学系学生）标以“▲”的，则摘自人所熟知的《邓小平文选》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今天人们不难发现，1957年青年学生的议论与，1980年党的领导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或有不同之处，但一些重要的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制度的弊端”有关，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反对领导与群众关系中的不平等；主张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些认识都是一致或相似的。但正是这些基本观点，在1957年是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所有的作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80年代以后却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的指导思想，像“民主”与“法制”这类概念差不多都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当然，这也还存在着是否认真实行的问题，但至少再也没人斥之以“反动”了。
这或许是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但这事实本身却是应该好好想一想的。
1957年是什么时候？正是我们所引述的邓小平的文章中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年轻人提出了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等问题，要求民主与法制，应该说是及时的，表现了可贵的敏感与先见：但也正如前引的他们自己在大字报中所说，尽管“制度上的弊端”已经引发出了各种矛盾，但“现在还不甚尖锐”，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更不容易为大多数人所察觉与认识，于是，尽管警告已经发出，国人依然处于盲目与盲从的不觉悟状态。这样，这些忧国忧民的“广场”上的年轻人陷入鲁迅笔下的夏瑜那样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须要为自己思想的“超前”而付出血的代价。
但对先觉者的远见卓识的拒绝，更不用说运用权力对之进行“反击”与镇压，也足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邓小平在他的文章中所一再谈到的，由于不承认集权、特权等问题的存在，拒绝扩大民主与实行法制，进而将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推到极端，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这个意义上，有些研究者认为，1957年的“反右派”打开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见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是符合实际有道理的。历史确实捉弄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相当多的“右派”的批判者落入了与被批判者同样的命运，人们用他们当年批判“右派”同样的（或更为极端）的语言与逻辑批判他们，在自身陷入了同样的绝境以后，才逼出了最后的觉悟。—一自然，也有始终不觉悟的，在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以后，又重新使用起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原有的思想、逻辑与语言。
但毕竟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先驱者的思想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的批判者所接受，并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或一定程度的实现——当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驱动下去实现的，这已与先驱者无关，而且先驱者的历史污名也未必因此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说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与确认，不继续“整”他们就已经够“人道”的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甚至在后代人的心目中，他们依然是“有罪（至少是曾经有罪）之人”。——这样的结局，无论对先驱者自身，还是当年的批判者、后来的遗嘱执行人，都是无情而无奈的。
面对这种无情与无奈，我们所能做的，仅是指明这样一个事实与这样一种历史联系：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与呐喊，正是5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的思想基石，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而在他们之后，也还有新的牺牲。一—但愿在这世纪末的狂欢、表演中，至少还有人能够保留一点清醒的历史记忆。
关于这些1957年的北大学子，似乎要说的话还很多。
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1957年的“风波”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也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吧。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种种“右派”言论，就不难发现，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利的分配一这当然也关系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需要另作讨论但真正体现了这场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前引《广场》“发刊词”就是宣称他们是“为真理”而“毫无顾虑地发言”的。
因此，他们的思考，除了前文已略作分析的现实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之外，还包含了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的，等等，出现了一批着重于理论探索的长篇论文，以及诸如《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者宣言》这样的有关世界观与基本立场选择的宣言书。今天看来，这些讨论自然是粗疏的，但确实又是反映了时代思考水平的。—顺便说一句，这一时期，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创造的那些知识分子，除个别人之外，大都表现出惊人的“理论上的沉默”即使是仍然保有独立思考品格的，关注的也限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而鲜有理论的探讨：更不用说为现行权力政治作理论阐释与辩护的。这就迫使这些尚处于准备阶段的青年学生远非成熟的理论“习作”，充任这个时代理论水准的代表，这实在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悲哀，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我们还是拉回来说。或许是受着“五四”传统的影响，这些北京大学的学子们在观察与思考中国的问题时，除了前所分析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弊端之外，更关注这种制度的受动者——中国国民的反应加前文所引，他们是把“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
与“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看作是互相关联的“三害”的社会根源的。另一位学生的文章就说得更加尖锐，他指出，“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一旦权力的集中者“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的教训》）对群众不觉悟状态的这种焦虑，显然是五四“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继续，这些“广场”上的北大学生把他们发动的这场思想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大概就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他们与“五四”时期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之间的血肉联系。可以说，他们所要揭露、批判的，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国民性的弊病；共和国的敏感的年轻人在考察自己时代的国民精神状态时，同样面对着“人”的奴化与自我的丧失。他们这样论述着自己的痛苦的发现：共和国初期在中国**及其领袖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人们“陶醉”，由“陶醉”进而产生“迷信”（气三一群学生：《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世外桃园》），以至形成了对“党，国家，领袖”的“崇拜”与“宗教式信仰”（参见王书瑶前文，朱庆圻：《领导的艺术》），制造出了种种“神话”，仿佛“党，国家，领袖”具有天然的，绝对的正确性，真理性，“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就永远正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并且这种“正确性，真理性”是唯一的，“垄断”的，只要是“不同意见”，“就一定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存在”的（参看蒋兴仁：《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谭天荣：《又一株毒草》）。
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种抽象的“党，国家”的绝对真理性，正确性，就变成了具体的上级领导，以至个人的绝对正确，于是，“神话”就变成了“上级的一切指示都视为圣经”（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在这样的绝对理念支配下，人们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只能是“跟着走就万事大吉”（前引王书瑶文）这种“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不仅是“盲从”，更导致了人的工具化与奴化——一位青年诗人这样自责：“这根无形的铁链没有丝毫的强力然而，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驯服的奴隶”（杜嘉蓁：《组织性与良心》）。而尤其让这些觉醒了的年轻人感到痛心的是，这样的“形而上学思维方”一旦成为定势，就形成了“习惯的机械势力”（谭天荣：《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为了什么》）：只要不同意领导就是思想有问题，或者可能是反党（岑超南：《再论，铲草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喜欢思考”或“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就是”落后分子”，“听说是反动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觉地，机械地，反射式的，每日每时地伤害着别人与自己”（谭天荣：《第三株毒草》）“一旦有人提出新的问题，没把问题弄清楚就盲目地加以反对”（刘奇弟：《论当前的整风——民主运动》），以至“造成了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谭天荣：《救救心灵》）。正像鲁迅当年面对着“无物之阵”一样，今天新中国有思想的年轻人又为这样的“习惯的机械势力”所包围，欲挣扎而不能，陷入了无以摆脱的困境。正是在这“习惯的机械势力”的支持与拥戴下，对“不合人们胃口的思想施予暴力”，竟成了共和国精神生活中的常规（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这样的实现在欢呼声中的“群众专政”（这正是共和国的一个专有名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当人们欢天喜地地将自己的有头脑的兄弟姐妹送上审判台上时，他（她）们自己的心灵也受到了扭曲与损伤， “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知识的贫乏，思想空虚和意志薄弱，造成了习以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猜疑冷酷和互相残害”——面对这样的新的国民性的弱点，一位“右派”学生领袖这样写道：“我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这一切，而又被那些诚实的人所反对，这件事对于我，更大的痛苦是不可想象的”（谭天荣：《救救心灵》）。这发自内心的深沉的悲叹，使人不能不想起当年同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
于是，与1918年“救救孩子”的呐喊相呼应，1957年的中国又响起了“救救心灵”的呼唤。而人们首先要争取的，就是人所应有、独有的精神的自由，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们庄严宣告：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任何人都有探讨一切问题并坚持自己见解的权利”（刘绩生：《我要问、问、问？？？……》）。”
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不让想吗？偏要想，……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谭天荣：《又一株毒草》）。同一篇文章还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宣布我们“不承认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这样的引述，自然有策略的考虑，借此使自己的主张具有某种合法性但确也表明，这些自称“强壮而又心怀恶意的小家伙”，比起他们的批判者，那些自命的“卫道者”，是更懂得、并且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的（谭天荣：《一株毒草》）。他们因此而不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大精神的真正传人可以说，他们所发动的，是继“五四”以后又一次“新文化运动”——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争取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解放，进行新一轮的“国民性的改造”。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胜利了，从而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以至整个民族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那么，1957年的这一次悲壮的努力，却是以所有参加者的“一网打尽”而宣告失败，但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却事实上在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运动中得到延伸，尽管后者未必自觉意识与承认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当年所提出的问题与任务，仍然是今天的中国的改革者需要继续解决与完成的，他们当年的思考今天依然保持着新鲜的生命活力，他们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过程中可能有的不足与失误，对于后来者，都是极其宝贵的启示，遗忘、不承认、漠视、拒绝这份浸透着鲜血的思想遗产，不仅愚蠢，而且有罪。——其实，那些“广场”上的牺牲者在光荣地倒下的那一刻是曾经预言过“明天将属于我们”的（谭天荣：《给沈泽宜》），他们毫不怀疑：“‘五一九’和‘五四’（一样）将显明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着后来的年轻人”（谭天荣：《救救心灵》），他们甚至直接呼唤“历史学家们，重视这样伟大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吧！”（姚仁杰（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的爱你信任你！》）坦白地说，读着这些带血的期待的呼叫，我的心情沉重，羞愧难言。因为我们真的长时间地（甚至直到今天）把这些先驱者、牺牲者遗忘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包括我自己）失职、失责了！1957年这段历史的书写，如此的苍白，稀薄，如此的充满迷误，致使“后来的年轻人”（这正是先驱者所寄以希望的）无从了解也无法理解，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过来人、学者的耻辱啊！欠账总是要偿还的，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历史的血腥气，有胆识冲破权势与习惯制造的种种障碍，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收集原始材料，认真整理、研究先驱者的思想遗产，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起“1957年学”，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现在“是时候了”！
在对1959年“广场”上的年轻的探索者所发动的这场思想运动，作了以上不免是粗疏的历史叙述以后，我还想关照历史运动的参预者“个人”的命运，这其实是我在重读这些《言论汇集》时，特别感到兴趣的。一一我以为缺少了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历史叙述将是不完整的。
《言论汇集》中收入了在遭到“反右派运动”的打击以后，这些“右派”学生，特别是他们中骨干的反应，他们公开贴出的“反批判”的大字报与私下的相互通信，当时是作为“猖狂反扑”的罪证而留下的，却为后来的研究者保留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的逆转对个人心灵的打击，以及个人所作出的反应与选择的资料。
种种反应都是因人而异的。前文提到的张景中贴出了宣布“急流勇退”的大字报，他说：“一个月更好地使我知道了政治是怎么回事。它比我能想到的要赃得多。我必须保卫自己的灵魂不受玷污。”《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一文的作者钱如平（笔名谈论）则表示“宁愿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自己给自己人的子弹打死，而不愿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他留下了最后的“告别词”是：我的母亲是人民，我的兄弟是‘革命者’，为保卫生产资料公有我愿拼命，我不想超现实的好吃好穿，一切事情为人民！真实地为人民！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同志冬来有棉衣，夏到有便服，饥饿在中华沃土上绝迹，工农知识分子团结万岁。”我特别注意的是，最早提出肃反问题与胡风问题的刘奇第，在写了检讨书以后，给谭天荣写了一封信，说：“我是在遵照着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任何勉强的分析都将是教条和生硬的，因为情感是永远不能用事实和理论来代替的”。但他仍然谈到了“一些影响我的情感的事实”“若不检讨，家庭要与我断绝关系，物理念不成了，朋友也不要我了”。他说，正是这些“外界力量一影响我正视现实”、“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学几乎所有的人统统反对我，而我做的这件事情又不是科学工作而是社会活动，这除了说明我错了以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他还对谭天荣的某些“信念”提出质疑：你说群众同情支持你，现在还不乏其人，这恐怕与事实不符吧”，在“如今我国的情况”下，“工人农民都不但拥护党，而且拥护党的现行政策，来什么变革？谁要我们的小变革？”但谭天荣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他接连写了好几张大字报，一再表明：“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救救心灵》）他说：“（过去）我被无形的链子锁住了，今天我摆脱了这条链子，永远地摆脱了。这——我就满足了。对于我除了火与剑的搏斗，在生活中我并不要求什么”，“对于得不到的一切，我绝不强求，对于属于我的一切，我决不放过”(《叫我怎么说好呢？——致5402186》他不无骄傲地宣称：“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没有学会害怕，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不懂得恐惧，我今年才二十二岁不曾有过疲劳”（《第三株毒草》），他显然坚信时间与未来都属于自己。——今天重读这些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写下的文字，我无意在谭天荣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坚守，和刘奇弟的“正视现实”与返归平凡人生之间作出任何价值判断，我只相信这都是人所有的真实的选择。而且我怀疑他们所生活其中的（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中国的现实能否允许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选择。因此，我关心，并且想要追寻他们后来的行踪。我要高声呼喊——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陈奉孝，钱如平，王书瑶，岑超南，蒋兴仁，徐克学，陈爱文，江文，龙英华，姚仁杰，庞卓恒，朱庆圻，杜家蓁……，所有“右派”兄弟姐妹，你们在哪里？几十年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北大百周年校庆时，你们回来了么？作为真正的北大人，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北大，以至整个中国，都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
1998年7月1 日一8日写于燕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