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天荣 第二株毒草

2018-04-15 作者： 牛汉

谭天荣 第二株毒草

辩证法说“必须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Www.Pinwenba.Com 吧我们看到生活处于不断的运动中，所以我们要把生活的东西（拿）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走向哪里？我们看到我们生活是一幅不断破坏与制造的图画，所以我们把生活当作既破坏又制造的过程来考察。

并且要问：生活中破坏的是什么？制造的是什么？

（一）昨天二位职业的教育家向我们提出官僚主义的定义问题（关系斯大林），在我看来，在今天的实际情况下实在是再也没有比提这样的问题更无聊了。只有绝对地禁止自由思维的人，才会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什么是官僚主义，现在让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过去几天，我到天津去了一趟，一方面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游泳在友好、信任和关怀的海洋里另一方面，有几件小事现在还像蝎子一样地刺着我的心灵：

去天津的列车上我看到乘务员们不断地忙着，收拾着每一片碎纸和果皮之类的东西。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难道列车上真需要很多人这样地工作吗？难道乘客自己不会把碎纸果皮丢在垃圾箱里吗？难道这些青年的生活不需要更充实一些吗？要知道这些无谓的琐事在消耗着人们的青春呵！

南开大学的一张标题“巨大的悲剧”的大字报告诉我这样一件情事程京教授曾先后在美国和英国留过学，在英国得到三种博士学位，是一位对相对论有过贡献的物理学家。1949年满怀热情回国参加建设。50年遇到思想改造运动，但在南大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思想改造呢？他遭受了各种人身攻击，被别人指着鼻子骂街。这位三十三岁的年轻人的心灵受到了残酷的伤害，现在在南大的校园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怪人像“夜半歌声”中的宋旦萍，每天拖着患关节炎的双腿，从事各种琐事，他自己洗衣服连肥皂也没有，这就是当年的哲学博士，这就是当年的物理学教授——程京。

在南大我访问了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先生，在我看来，教授们总是渊博而谦逊的，渊博，这就是说什么也不懂，谦逊，就是什么也不想懂，这似乎是一个法则，这一次我毕竟遇到了一个例外，雷海宗教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于我这简直是奇迹，他对我说在这种哲学界无限混乱的时期，注意“自然辩证法一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两本书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别是必要的。这句话有多大份量啊。但是据我所知，他关于“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陷入停滞”的说法，被《人民日报》编辑部按了一按，希望大家讨论（或者叫作讨论，或者叫作围剿反正一样），听说因为**生气了，这场戏才没有开演，一切没落阶级的鬼祟和狡猾伎俩，《人民日报》都差不多用了。他们在残害着怎样的人才呀！

很多同学写信给我，其中有封信这样写道：你是青年团员，按情按理你今天谈的问题似乎是感觉不到的你蛮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爬得很高，走得很远，不会像我们这样受到各种歧视，打击和侮辱，因此，你的行为便格外可爱。

在肃反时，我在班上被当作“反革命”来斗争，起初有人怀疑，班干部们就说他们是不相信党，我有一个好朋友给我保证，我决不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就说这是我迷惑了他、欺骗了他，迫使我为自己捏造各种罪行。于是我平常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反动言论，任何一个举动，都是反动行为，总之我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表现了我是一个彻里彻外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事情竟会这样呢？因为群众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只有党才是正确的，非党群众要提出不同意见，那就一定是错误的，这就不能允许他存在，就应该遭受一切打击和压制，一直到他作了令人满意的检讨为止。

很多同学一在班上担任某种职位，或者有所成就，青年团干部就忙乱起来，把所有”好”的和”正确”的辞句加在他身上。在这种情形下有多少同学以职位和成绩为资本入党入团、党和团就用这样的方法垄断了一切“好”的、“对的”、“正确的”东西，在群众中党员们和团员们习惯于歌功颂德，可事实上有多少党团员习惯于党一切都好的神话，有多少领导人习惯于奉承阿谀，有多少人因对党团员有意见而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被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有多少工作人员因为向领导上提意见而受到各种非难，有多少阿谀奉承的专家青云直上，这不是八年来的成绩吗？

你来告诉我吗？这所有一切都是为什么？

请别人不要提到我的名字，我不愿意别人提到我。

亲爱的教育家，这就是官僚主义，懂吗？别在那白日见鬼吧把八大文件说成八个大文件，不管叫什么主义吧，这位大首长毕竟是太不中用了，而却说这不符合你们关于官僚主义定义。

还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把先烈们的鲜血和枯骨，把党中央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把**的革命理论，把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当作自己的家私。你是不是为这些而为他难为情？什么时候人们才学会害羞呢？

去他妈的吧，甘心做偏见的奴隶的人，要他们接近真理，原来不比要蛤蟆飞上天更容易。然而他们所处的地位，也不能要求一些别的什么，让生活本身来教调他们吧！可是我们却要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