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告诉我一件十分兴奋的事。他说王震同志冒着春寒去到他们那个队，他们还住在才搭起的马架子里。王震同志对他们大家说：我是来看你们的，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呀？”**准许人犯错误，人总是会犯错误的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了。”“一个人有时右了，有什么了不起呢？右了还能左的嘛。我替你们这个新建点取个名字，叫做‘向左村’，好不好？”
这一席话正是寒夜里的火柴，给在冰天雪地里的人们以温暖，给人们以光明，令人从一点微微的温暖里感受到人世间的炽热的感，隋：从微弱的一线光亮中，看到了伟大的母亲，看到了党；从点滴的希望中，就能积蓄起坚定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王震同志，这火柴是你划亮的；你这一席话，便是你那一份多情。你自己也许说过就忘了，你没有在意。可是在那个时候，在那种处境中，你这几句话，有千斤重、万斤重啊，你是真正代表了党嘛，人们都为此整夜不能阖眼。一群踟蹰在茫茫愁海中的脆弱的灵魂，就因为你这一席话，你点燃的一根火柴，而振奋起生命的双翅，在暴风雪中翱翔，冲破层层乌云，沐浴在自由的蓝天之上。呵！一根划亮了的火柴。
陈明用最激动的感情描述了这一次的会见。而且王震同志向他问起了我。陈明把我也打算去北大荒的想法讲了，并且企望得到他的支持。王震同志一口说：“好嘛。她来，我同意。”火柴！我已感到你的温热了，我一定要飞到那寒冷的北大荒去。
5． 何去何从
邵荃麟同志，当年作协的党组书记曾经告诉我：“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像雪峰，大概仍将留在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个人意见，我“也可仍旧留在北京写作，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听了这些，我的确心动了。
如果真像他这样说，我全心全意从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这一件心事总算可以了结，这正是我多年来一桩没有完成的心愿。可是，他个人的这番好心，能够获得另外权威人士的恩准吗？我实在不敢有这样的奢望。同时，我想，我能不能在这热闹的城市，而又远离这里的一切，孤家寡人，独自一个人关在房子里，致力于一本书的写作呢？自然，为了写作，一个时期摆脱一些杂务，是需要的。但现在是什么处境？是在什么条件下写作？
我是脸上刺得有字，头上戴有帽子，是走不出大门，见不得人的人。我同一切人、一切生活之间竖立了一堵高墙。我被描绘成一个丑陋的怪物，任人指点，任人笑骂，千夫所指，众口一词，这种处境，我怎么生活下去？怎么有心情创作？！怎么能保持宁静的心情？！
另外，我们原来曾有过一个想望。在我的书桌上摆着当年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和从报纸上剪辑下来的文字资料。这些可爱的风光，和可爱的生活记录，都来自我们曾醉心已久的那些原始森林。那里大树参天，丛林蔽日，在深邃的绿色世界里，这里，那里，透露出几缕耀眼的阳光。阳光下，小鹿跳跃，溪水低吟，听婉转鸟语，看松鼠跳跃，闻青草的芬芳，采艳丽的花朵，领略大自然的雄伟，萌发无穷的生命之力。这些全是有关东北小兴安岭、伊春林城的报导。我真愿奔赴那云烟深处，洗涤我内心的烦忧。我愿意竭力描写山林里伐木人的豪情，那与天地共存、和日月争辉的新的浪漫豪迈的生活。陈明走后，我曾经把我这些期望向作家协会党组反映，请求准许我离开这灰暗的环境去另辟一条道路，即使荆棘丛生，山石拦路，我决心要踩出一条小道，或者还会是一条康庄大道。我应该站立在光天化日之下，应该有所作为！但答复是，我独自一个女人是不能去那个地方的。他们似乎十分关心照顾我，说以我的年龄，我的身体去那种地方不相宜：但是也说，将再考虑我的要求。
此外，新的一条路也摆在我面前。陈明已经顺利到达北大荒。他依然是那么乐观，他总是能发现生活中的美丽，他总是有无穷的力量，他把新的充满了生气的宇宙展现在我面前。他把那四月的飞雪描写成迷人的画图，把他们创建新生活的劳动，在冰天雪地里伐木、打井，化冰煮饭，平地盖房，写得如火如荼。北大荒的广阔的草原，起伏的山峦是如此诱人的。那些人，包括他自己，都在向地球开战，征服自然。一个**员随时随地都是真正的战士，能上能下，能与人民共患难，同安乐。他把周围那些人都写得真正可爱，对生活，对人，都是情意深长。我仅仅读了他的一些描述，也不觉心怀开朗。他真正了解我，他说：”来吧，我以为你最好是来我这里。这里的很多人，都在关心你，他们都说要专为你营造一间小茅屋。我相信北大荒将在你的笔下留下永久的芬芳。来吧！我们将共同建立新的生活。你是勇敢的，你好像二十年前奔赴抗日前线那样坚毅果敢。你有力量对付一切暴雨严寒。这里可能也有某些阻碍，但我们一定能跨过去。这里比北京优越，在新的生活里，起码会比较容易忘却那一幕幕阴森恐怖的、意想不到的袭击。这里远离一些是非和勾心斗角。我在这里等着你。我们要在北大荒参加修建宏伟的殿堂。只有真正舍弃个人的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劳动的人才能理解真正的幸福……”
不必犹疑了，到北大荒去，到陈明那里去。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的力量加起来，总比一个人的要强些。我相信去北大荒的困难会少些。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了。到暴风雨中去，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到建设的最前线去。**人是无所畏惧的，冲锋在前，把一切烦恼远远地抛在后边，把那些不值一顾的魔影全部清除扫光。
6． 介绍信
我从作家协会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一纸简单的介绍信。这一张窄纸条，几行字，使我又一次堕入五里雾中。那上边清清楚楚地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加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那么，党组书记邵荃麟曾经说的，对我与冯雪峰的处理是一样的，降几级工资，可以留在北京工作，还在政协小组上讨论过的，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取消级别，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谁决定的？没有人向我解释。这种决定，这样处理，为什么事前没有一个人通知我，和我谈谈呢？我在党内工作、生活了20多年，对人对己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无情，这样草率从事的。看来不知道是什么人，把党的政策当作儿戏，或者是压根儿从没有把党的政策、组织原则、纪律规定放在眼里。对冯雪峰的处理是开除党籍，降三级工资，仍然恩准留在北京工作。江丰呢，这样一位老党员，被划做美术界的大右派，也降了级而被留在北京。我呢，我不想留在北京，我自己要求去北大荒创作，可是“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看来，我比所有的右派都更罪大恶极！试问掌握我的命运大权的那些先生们，照你们用中宣部名义写的这封介绍信，如果我在下面果真能够有条件从事创作，你们谁能批准哪个刊物发表我的作品，！又有谁胆敢触犯你们的权威，按照常例支付给我稿费呢？我明白了，总有那么几个人，不只要把我驱逐出党，赶出文艺界，而且还要趁此夺走我手中的笔，永远不让我再提笔写作。我去北大荒如从事创作，便不给工资，我只能靠陈明每月28元钱生活。党的一贯政策是战犯也给饭吃，关在牢里的死囚犯也给一碗饭吃嘛！这哪里是介绍我去北大荒体验生活，从事创作，而是要我去冰天雪地，靠体力劳动去挣饭吃。我已经54岁了，我从27岁开始写作，我是一名作家，我究竟有多大力气从事体力劳动呢？更重要的是我拿着这样一纸以中宣部名义出具的介绍信，基层单位的同志将如何看待我。我成了一个被摒弃在人民之外，不齿于人民的人！我心里为此很不安，很愤慨。我要问他们，党规定的“给出路”的政策，你们就是这样执行吗？我不相信这样的决定是通过了中央的。中央某些领导一时听信不真实的小报告，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大右派，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我过去那样信仰他，真诚地以为只有他了解我，如今不成为对我自己绝大的嘲弄吗？难道敬爱的周总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忍心让我去北大荒喝西北风吗？我是绝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为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惯于耍弄权术，瞒上欺下，用这样表面堂皇，实则冷酷无情的手段，夺走我手中的笔，想置我于绝地。我在这个小院里，走来走去，压住我狂跳的心。如果不是怕吓坏了王姐，我一定要撞墙，要捶打自己来平息我的愤怒。
王姐把饭端在桌子上，我一眼不看。王姐只好悄悄地又端回厨房。陈明远在东北，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我折腾了一整天，到深夜才稍稍定下心来。我想只有两条路，一是去找邵荃麟问个究竟：二就是拿这张“通行证”硬着头皮到北大荒去。如果去问，不论去问谁，一定是问不出结果的。他们可以推：甚至可以说组织上的结论就是这样。那么，我仍只得低头回来兜着走。我能抗拒这种待遇吗？我抗拒得了吗？半年多来，我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同这伙人纠缠！他们是一帮一伙，他们打着红旗，什么违反政策的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我现在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那么，走第二条路吧。反正得离开北京，反正要到下面去。
下边自然是按照上边的意思办事。但下边人多，群众中就没有一个头脑稍稍清醒的？何况我到下面去，不是去打官司，打官司的结果注定是要更坏的。下去就是过日子，日子总可以比在这里过得好些。至少有陈明在那里，他的微弱的力量，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支持。于是我下了决心的。什么都不说，不问，带着这张“通行证”，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间去，胼手胝足，卧薪尝胆，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我不相信，北京我是不可能再回来的，天下绝不会就由少数这几个人长此主宰摆弄。
7.轻装
我一定要把在北京背上的包袱甩在北京，我一定要轻装上路。不是说要我“重新做人”吗？是这样的，我决心真正的从头做起，把过去的一切都勾销，现在从零做起。不！不是从零做起，是从零下做起，是从负数做起。因为现在已经不把我算是人了，我没有资格从人做起，我只应该从负数做起。既然已经是这样，关在北京将长此这样。不能等待，天上不会落下奇迹。因此要鼓起勇气，走到人群里边去。个别人口头上不希望我去，他们很会装模作样，好像同情我，可怜我，实际更愿意看到我从此萎靡，一蹶不振，从文坛消失，以此来证明对我的判决和处理是完全正确、大公无私的，是他们的不朽功勋。我不能顺从他们的心愿，我要做出自己的证明。我只有到群众中去，找回真理。十多年革命战争的生涯教育了我，我深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自然境遇不可能一下就好起来，不会出现奇迹。我在下面仍然会遭受白眼，冷眼，我一定还会听到唾骂和更多的闲言碎语。但有什么了不起的呢？难道我还没有遇到过？难道那些诬陷，那些唾骂，那些诅咒，这三年来我听得还少吗？我就这样鼓励自己，要像战争时期那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有什么可怕的呢？在北大荒创业劳动的人民有什么可怕的呢？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群众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只要我凭着一颗**员的心，真正地、长期地为人民服务，我一定可以得到群众的理解，赢得群众的信任。我将在他们那里生活得愉快，我将重新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
作为一个知名作家，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总是常常听到赞扬，受人捧场，因此自己得时时警惕。但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日子过得总是顺利舒服的。而成为一个犯罪分子，一个脸上烙下金印，头上戴着大帽子的人，现在却要承受一切诅咒、斥责、指点、痛骂，就像一个人赤身**被严密包裹在一个满是钢针编织的麻包里，随时随地，上下左右，都要碰上许多扎得令人心疼的钢针。大人先生们呵！你们幸运，可能是一辈子也不会体味到这种滋味的。你们只会说大话教训人：“要知罪，要坦白交代罪行，要深刻反省，要努力改造。改造你们的反动的灵魂！你们要重新做人！……”你们真是仰头望天，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呵。
好像只有你们才是一贯正确，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我清楚地记得，在首都剧场千人参加的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总结会上，一位权威说的话，我是一辈子都不敢忘，而引为教育的。他说：以后，没有人会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了说这话时，他那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正是狠狠刺中了我心灵的痛处。我从他的冷语，从他的脸色中，我悟到了人。有些人只是挂着党员的招牌，口口声声讲人道主义，而实际却往往是没有丝毫人性的。**同志在《论**员的修养》里曾经说过：**员要受得起冤枉。我第一次读到这话时曾经认为，在**内，一个**员会有冤枉可挨吗？我以为党绝不会冤枉一个党员。现在看来，我的确太过于天真了！
摔了跤，不管怎么摔的，总得自己爬起来，总得自己站住。
党籍没有了：党籍并不一定能说明一个人的真正好坏。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青年近卫军》中就写过一段这样的故事。一个党的干部相信了一个有党证的党员，后来才知道这个党员是一个叛变过的坏蛋。他接受这次的教训，说道：怎么能凭着这一张小小证书来信任一个人呢？！现在，我的党籍任人开除了，但一颗为**事业奋斗终身的心却仍是属于我自己的，任何人也不能拿走的。我似乎明白了，有党籍的党员，也不一定全是好的。在党内不长的历史上，总会有少数那么几个想整人的人。
但中国**是信仰马列主义、**思想，是谋求人类幸福进步的党，她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很好的。在漫长、曲折、复杂的航道上，有时她可能会偏离大方向，有时甚至会被某些坏人操纵，但整个党和党所追求的理想、事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党不是哪几个人的，不是少数人能篡夺的。总有一天，理想终会要实现的，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斗争。现在我不是一个党员了，但我应该继续为党工作，要比一个党员工作得更好。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在逆境中也应该符合一个党员的要求。因为我不是糊里糊涂跑进党来的，我在党内受过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我应该用自己的一生，证明我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和人民的培养，我是一个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员。我也要明白告诉那些人，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丁玲绝不是一打就倒的虚弱的，纸扎的，泥糊的人。她会振作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