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煌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

2018-04-15 作者： 牛汉

戴 煌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

录（节录）李文琏与温济泽，都是1957年“反右运动”结束近一年之后，于1958年秋天被“反右补课”补为“右派”的。Www.Pinwenba.Com 吧

在这之前，李之琏是**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党的“八大”代表，同时为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之一：温济泽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李之琏与周扬的主要分野，就是如何看待“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

1955年夏季，全国大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肃反”运动。当年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约90人参加的党组扩大会，对丁玲陈企霞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斗争。会议结束后，由中宣部副部长兼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写成了《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9月30日，由部长陆定一主持的中宣部部务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上报党中央。

当时，李之琏也参加了这个部务会议。他作为中宣部秘书长，又是分管作协党组织生活的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早就听到了作协一些党员对批判斗争丁、陈问题的一些反映。同时他个人也考虑到：肃反”与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质的范畴，作协党组为什么不去搞“肃反”，而把重点放在对丁、陈的批判上？一年前，周扬还赞誉丁玲是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观点描写农民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成就中的优秀作品”，转眼间却又由他主持批判丁玲的“反党活动”，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这些做法确实令人费解，李之琏在参加这次部务会议时，对作协党组的那份报告看得特别入神，从而发现这报告矛盾百出：

首先，这报告的题目和内容就分道扬镳题目是《反党小集团活动》，内容却是抽象的思想作风、工作态度之类的表现，还说了丁玲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过的问题，等等，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

其次，报告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被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托派嫌疑”，从而“决定开除此二人党籍”。然而“嫌疑”毕竟不等于事实，何况这二人正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中，还未作出审查结论，为何要急于开除他们的党籍？

再次，既然决定把“反党小集团”成员陈企霞和一个非成员李又然的党籍都开除了，为什么对“反党小集团”的首领丁玲的处理，反而“要看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程度再考虑”？

再说，按照党章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对党员任何处分，必须经过其所在其层党组织讨论，并允许本人申诉；现在避着正被“隔离审查”的当事人及其所在的党支部，作协党组就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不觉得这违反党章吗？……

面对如许矛盾，李之琏觉得自己有责任开诚布公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他说作协党组报告中的“决定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二字，应该改为“建议”才合适因为对所揭发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核实，同时也避免向中央反映的情况有不确之嫌。

可惜，他的这一提议没有得到主持部务会议的部长陆定一的重视，作协党组的报告以及代中央起草的对报告的“批语”，就被草率地通过并上报中央了。

随后，作协党总支才写了《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送中宣部机关党委审批。李之琏与机关党委的几位副书记认为，在“肃反”**中，对于政治上还没搞清楚的党员就这样开除党籍，肯定不利于运动的正常开展：虽然部务会议已通过了作协党组的那个报告，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多方听取意见为好。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和机关“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同意这个提议，决定机关党委与机关“肃反”五人小组共同审议作协党总支的这个决定。

审议的结果认定因不能肯定的“托派嫌疑”而开除陈、李的党籍是不妥的加作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开除党籍，而“反党小集团”为首者丁玲却尚未处理，这也不合适。另外，“反党小集团”除丁玲、陈企霞外，还有一个第三者这位第三者只因为对丁玲、陈企霞“反戈一击”，就立刻变成了揭发小集团的积极分子而得以豁免，这就充分证明“反党”与否，完全由主管者个人意志所决定，显得很不严肃。联席会议最后确定：作协党总支的这个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事实根据不充分，应拿回去研究重写。

1955年12月15日，作协党总支改写的决定还没写出来，中央书记处批发了原先中宣部部务会议通过的作协党组的那个报告，“开除陈企霞、李又然二人党籍”已随着整个报告之被批准而成了既定事实。随后立即召开中央各部门的骨干大会，传达了这个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报告。

可是，待到1956年5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终于被作协“肃反”五人小组与公安机关所否定。5月22日，他们二人就恢复了自由。张际春立即决定：不能向他们宣布他们的党籍已被开除，而只能说这与整个“小集团”的问题仍在处理过程中。

恢复了自由而又被蒙在鼓里的陈企霞、李又然，都立即要求与机关党委谈话，说作协党组对他们的批判斗争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陈企霞在申诉中，还把他与周扬之间在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相互关系中的问题做了全面陈述。

他认为作协党组向中央的那个报告是捏造事实，是对他的政治迫害。李又然也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他与周扬之间的各种意见分歧。陈企霞还将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机关党委。

这样，对陈、李二人的党籍问题如何处理，就关系到如何对待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以及中央对这个报告的批准等一系列问题．1956年6月28日，中宣部不得不举行部务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的结果是同意陈企霞、李又然继续参加党的生活。关于他们的问题，由张际春主持，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和党总支的一些同志参加，查清事实并听取各方意见，然后再提出处理意见。

这个结果得到了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首肯后，中宣部机关党委就组织郭小川、阮章兢、严文井、康濯、葛洛等人，对陈企霞的问题一一作了检查：然后由张际春主持，周扬、熊复、刘白羽、、林默涵、李之琏等人参加，提出了处理意见最后再由作协党组起草成《关于陈企霞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

这个结论认为，陈企霞在主持《文艺报》期间，工作还比较积极并获得了一些成绩：但由此而骄傲自满，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犯了拒绝党的领导监督、向党闹独立性的严重错误。

对于陈企霞与丁玲的关系，结论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损害了党的团结。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不应作“反党小集团”论。

这样的结论经陆定一审阅同意，陈企霞却根本不接受，而要求“彻底平反”。

关于丁玲，中宣部组成了张际春为组长，周扬、刘白羽、李之琏和作协党总支的一位同志为组员的专门小组，审查丁玲当年被国民党逮捕的历史问题。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早于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就作出过审查结论，肯定“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员”，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副部长李富春都在这个结论上签了字。

因此对于这一次的重新审查，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特别作了这样的指示：

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

张际春严格地执行了这一指示：在专门小组与丁玲谈话时，都没让也是小组成员的周扬参加。

专门小组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以及其他方面作了大量调查，都没有发现丁玲在1933年5月被敌人逮捕或绑架后，有变节自首或叛党投敌的证据。她只是向敌人表示以后回家奉养老母，不再从事社会活动，从而拒绝为敌人服务。在敌人认为她态度消沉，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时，她就利用多种线索找党，最后终于在冯雪峰等人的秘密安排下，于1936年9月派人把她送到了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保安。

专门小组起草这些历史的结论时，李之琏加了这两行字：

“丁玲被捕后，同敌人作了种种斗争，最后在党的帮助下回到了党的怀抱。”但这两行字因周扬的极力反对而被取消。结论一共逐字逐句地讨论修改到第七稿。最后按照周扬的意见，写成了丁玲被捕后犯有变节性错误。

这样的结论同丁玲见面时，丁玲一方面对否定了“自首”的说法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对“有变节性错误”表示不能接受。同时她表示．1955年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说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接着她就写了个声明。

李之琏把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后，和审查结论一起报送党中央审批。中宣部随之又组成一个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来处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问题。李之琏将这些调查材料以及丁玲、陈企霞等人历次所写的声明、申诉材料和丁玲给李之琏送交材料时附加的一封信，全都印发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作参考。

周扬对李之琏的这种作法大为恼火。有一次在陆定一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李之琏：“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李之琏只好放进文件柜，不再印发有关同志了。

但是不论周扬个人如何恼火，于1956年冬季才结束的对丁玲等人“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活动，在中国作协内部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时人们又全都看到，因为“托派嫌疑”而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的陈企霞、李又然，都被无条件释放了?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也由张际春做组长而不再以周扬为领导了。

所有这类“反常”的现象促使人们纷纷发问：周扬在作协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还能站得住？

于是有些在1955年积极揭发批判丁玲的人，纷纷声明过去都是某某叫他们那么说的，都要求准许更正。再加上大量的调查核实，证明作协党组1955年9月给中央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绝大部分都属子虚乌有。

比如：

原说中国文联党组决定丁玲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与萧殷为副主编，丁玲竟违反党的决定，把陈、萧也列为主编事实是丁玲与周扬商量后，周扬同意才这样做的：原说丁玲1953年在文学讲习所招待德国作家时，居然把她自己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高挂：事实是这个会场并非丁玲所布置，当她闻讯时立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谁也打不倒事实是丁玲有一次与青年作家们谈话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要写出书来：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还算什么作家呢？……1956年12月，陆定一主持中宣部部务会议听取了这些落实情况的汇报，感到十分尴尬，当场埋怨周扬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是这样的！至于今后如何处理，他也同意专门小组的意见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此刻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并不出于他的建议，而是根据**的指示。他说他当时还在**面前说了丁玲的不少好话。

李之琏对于周扬的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既是**的指示，为什么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并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执行？既是**的指示，为什么在结束批判后不落实揭发的问题，就向中央写那样不负责任的报告？现在又说在**面前讲过丁玲的不少好话，这又出于什么目的？

归纳起这一切，不能不使李之琏和机关党委的同志感到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确有令人难解的奥秘。

这次部务会议结束后，周扬就竭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作的漏洞。1957年1月，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及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人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修改了若干次，将“反党小集团”改为丁玲、陈企霞“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这个结论稿，还没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部务会议上讨论．1957年5月的整风鸣放开始了。在中国作协，大家鸣放得最集中的，就是如何对待“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陆定一认为既然群众对l955年批判丁、陈有这么多不同意见，那就应该把这一问题再交回作协党组讨论如何处理。

1957年6月6日，作协党组根据陆定一的这个指示，召开了党组扩大会。周扬首先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

邵荃麟、刘白羽等人也相继发言。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经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人还表示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等等。

接着，党组扩大会的批评矛头都指向了周扬，批评得越来越尖锐，态度也越来越强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周扬是谁叫他这么搞的……会议开了三天再也没开下去。正好，6月8日这一天，党中央吹响了“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号角，《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如何处理，如不再提交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而由陆定一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了。

一天，李之琏也接到了通知，要他去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会议。在别的议题结束后，陆定一汇报丁、陈问题的处理经过时，他没有概述两年来的全面情况，而只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按照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一种是张际春、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中央批准的结论，而完全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更回避了当初给中央的报告与实际调查的情况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陆定一自己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等等的重要事实。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周扬对他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那次被捕后“有变节性”的结论，又要将其改为“叛变”。陆定一立即要李之琏将原来的结论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部务会再讨论。讨论时，陆定一提出，将这一段经历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

周扬对陆定一的这种支持，感到很满意。他顺势进一步说，丁玲等人在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翻案：作协机关的干部为1955年对丁玲等的批判表示不满，则是替丁玲等人翻案：而所有这些翻案活动，都是中宣部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等人问题时鼓动起来的，等等。至于他自己半年前主持修改而否定丁玲等人是“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并当面向丁玲等人表示歉意，等等，却只字不提，似乎那都是别人干的事。

这当儿，李之琏实在没法再忍下去，当场问周扬：“你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那种讲话，向丁玲赔礼道歉是要干什么呢？”

周扬顿即回答说：那是你们逼的！

张际春立即站了起来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丁玲的历史结论，同意了才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新根据！……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中宣部的人都知道，张际春的这等气愤是少见的。周扬也就不再吭气。

1957年7月，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击全面展开。7月25日，中断一个半月的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复会。周扬的讲话与6月6日的讲话完全翻了个180度。他又重新肯定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成绩是主要的，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

他这样定了新调调，这个继续的整风扩大会就变成了“反击”的斗争会。而且会议的范围也越开越大，成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一个主战场，把丁玲等人在鸣放期间追问1955年对他们发动批判的原因，说成是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猖狂进攻。

接着就把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人，与丁玲、陈企霞一道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

这个“反击”大会，从，月25日到9月17日持续了50多天。在大会结束的前一天，周扬又到会讲了话。他说他一生忠于党，一贯坚持与反党分子作斗争：他指名道姓地“揭露批判”了丁玲、冯雪峰等十多位著名的新老作家，给他们戴上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帽子，其中突出地说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对党不忠的人”。

会后，这个讲话经过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已这样大起大落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成了文艺界正确领导与权威的化身；而丁玲、陈企霞等人则开始真的：有些同志有意见，究竟是些谁？

1958年5月3日，在“八大”二次会议即将开幕前，在周扬的主持下，“谈谈”李之琏等人问题的会议开始了。参加会议的，还有副部长张子意，中宣部的几位处长和作协党组的个别成员。

张际春也被请回来参加这个会。首先由李之琏和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童大林等人作检查；已调往湖北的副书记兼作协党总支书黎辛，也被调回来一道检查，然后让“有些意见”的人“谈谈”他们的看法。在所有的检查发言中，除x x x一人外，李之琏等人都遵照周扬的“只准检查自己，不要牵扯别人”的规定，着重“检查”自己认识上的不够之处，避而不提周扬——既不提他在处理丁玲等人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错误，也不说他有何正确处。唯有x x x，作了使周扬十分赞赏的检查。

他说他的错误归结于一点，就是对周扬的态度不端正，并列举了对周扬的哪些看法是错误的。他然后说：“过去认为，周扬对丁玲的态度是宗派主义的：现在认识到，这种看法完全错了，而周扬同志是完全正确的！”

x x x的“检查”刚说完，周扬就站起来叫好。他认为x xx这样的检查“干脆”、“痛快”，“我就喜欢这样的态度”，要李之琏等人都学习xxx。

从此，周扬就把x x x当作揭批李之琏等人的积极分子。

xx x从党委会议记录中，找出谁个在丁、陈问题上说过这样那样的话，都分别当作李之琏等人的“错误”证据。尽管李之琏他们连续作了几次检查，只因谁也不肯像xxx那样说“周扬同志是完全正确的”，就一直下不了台，而且还被说成相互包庇，毫不揭发，形成了“负隅顽抗的小集团”。

于是在陆定一的支持下，批判会逐步扩大，从十几人到几十人几百人。“八大”二次会议开幕后，就与“八大”二次会议穿插着开——“八大”二次开会，李之琏等几个代表就去参加“八大”二次会；“八大”休会，周扬就又主持开会批判李之琏等人；“八大”二次会议闭幕，中宣部的这种批判会则继续开。大小会议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8月中旬，召开了所有宣传文教部门上千名党员骨干参加的宣布处理结果的大会。

在批判揭发中，中宣部的一位“八大”代表说，在1956年“八大”第一次会议酝酿中央委员人选时，他曾问过李之琏：在全国文艺界，还有谁参加中央委员会比周扬更合适？李之琏遂和他谈了对周扬的一些“很不好的看法”。

这种揭发，立即引起周扬的全神关注，也引起与会群众的兴趣，一个劲地要李之琏交代对周扬到底是怎么个看法。

一位在文化部工作的同志也是“八大”代表，这时就向周扬检举李之琏在河南会议上，就丁玲等人问题的处理，提过对周扬的意见，说李之琏在“八大”为丁玲翻案。

这等于给追究李之琏与周扬之间关系的浪潮加刮了台风，随之李之琏听到了不同口音的质问一一“你对周扬同志的看法，是不是受了鲁迅的影响？”

“你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的《论护短》的文章中所批评的那种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人，是否影射周扬？……”

周扬也起来指责李之琏：“你这是把我们看成了‘阿鼠’啊！”

在这连珠炮似的质问声中，李之琏心想：“索性把我对周扬的看法和盘托出，作为我的“思想检查”，又能把我怎么样?是他说：我要求给我一些时间作准备。”群众的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追究才停息下来。

但是，在专门让李之琏“检查”对周扬看法的大会上，李之琏刚刚开了一个头，只见周扬与形式上的会议主持人张子意悄声嘀咕了一阵，他就被赶下台来，不让他讲下去，转而追问丁玲给他写过几次“反党”信件和材料。

李之琏记得丁玲写的信和材料都印发给所有领导同志和有关同志了，不记得多少次。周扬随即派人找丁玲作了核对，发现有一封信并没有被印发，又立即派人以“清理文件”为名，搜查了李之琏的办公室，从文件柜中搜出了丁玲写给机关党委而没有被印发的有关周扬的那封信。

周扬如获至宝，说这是丁玲写给李之琏的“反党密信”，是李之琏与丁玲“合谋翻案的罪证”，是“私藏变天账”。

李之琏申辩说，在印发过丁玲等人的信和材料之后，周扬曾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他为什么“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所以对丁玲后来写的这封信才没有印发：但他作为机关党委书记，对任何一个党员交给组织上的材料，又不能弃之如废纸，谈不上什么“私藏变天账”。

周扬越听越火冒三丈。他怀疑李之琏之所以了解他的许多情况，《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木（张松如），可能是这些情况的来源之一。因为他知道，公木与李之琏在延安时，曾共同在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过。在这之前，李之琏在1932年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委员时，公木作为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曾与李之琏共同参加过党所领导的文化活动。1932年冬，鲁迅在师范大学操场上演讲和1933年d月25日追悼李大钊的游行，他们二人又都是参加者。后来都到了延安，他俩又在一起学习，准备党的“七大”召开后一同奔赴敌后的……周扬遂决定把正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访问的公木急电催调回来进行批判，追查他与李之琏的“交往”和向李之琏反映过哪些“问题”。究其实，公木在作协党组讨论丁、陈问题的座谈会上，也讲过一些周扬不中听的正确意见。周扬就对他也怀恨在心，非要把他整倒不可。所以当公木从国外归来虽然什么也没交代，也被划为“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的同伙。

关于对丁玲历史问题的处理，周扬给李之琏扣上了“美化叛徒”的帽子。张际春对这种故意违背事实的随意乱说，非常反感。他在大会上发言说：“专门小组给丁玲作的历史结论，是集体讨论，多次修改，逐字逐句通过的正式文件即使有所谓的‘错误’，也不能由李之琏个人负责！”

个别群众对张际春的这一实事求是的说明，当作是为李之琏“开脱”。周扬看到了会议《简报》有关这个情节的描述极为赞赏，说“这个意见是提得好的。”张际春就此再不参加批判李之琏等人的大小会议。

但是，周扬觉得，只在丁玲等人问题上拼凑李之琏们的“反党”材料还远远不够。他又打电话，又登门拜访，想方设法去找过去同李之琏共同工作过的人，向他提供李之琏的“反党”线索：“肃反”运动后期，李之琏曾作为文教部门的代表代替张际春，参加过中央“肃反”五人小组的工作，为此，周扬就去拜访罗瑞卿：

大军渡江后直到1954年初大区撤销，李之琏在**中央中南局，先后担任过组织部秘书长兼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兼纪委副书记和党校副校长，为此周扬又去找了当时也在中南局担任纪委书记的钱瑛和统战部长的张枫一。结果他不是一无所获，就是遭到被访者的拒绝。可当他回转身来，却在大会上大放空炮，以壮声威。他对李之琏说：“你不要以为过去你熟悉的人都对你有好印象，现在他们对你的看法也改变了！”

对李之琏和中宣部机关党委其他几位副书记的批判会，从开始发动到最后处理，都是周扬一手操纵的。但是最后，却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了一个关于李之琏等人的错误的报告，完全剥夺了被批判者申诉的权利。

1958年8月14日，在景山公园西边的三座门军委礼堂，召开中央各宣传文教部门的党员骨干大会，并吸收党和国家其他部门的代表参加，由张子意报告东拼西凑的李之琏等人的“错误”，并宣布已被中央批准的“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的处理结论李之琏被定为“极右分子”，黎辛被定为“右派分子”，都开除党籍胀海和崔毅被定为“反党分子”，都留党察看两年四个人都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李之琏从行政七级降为十三级，其他人也都从原来的级别下降四级或五级。处理结论一宣布完，李之琏和黎辛就被喝令退出会场，然后再由陆定一向到会的党员们发表讲话。

李之琏本想，在大会上当众喊冤，但又觉得那是白费力，因为中央已经有了处理结论。转而一想，又觉得这像是一出神使鬼差的滑稽剧——导演与演员们本没有共同的意志，却能完全合拍在一起。他不知道对这出滑稽剧应该如何去评价：“难道开除一个党员就好像捻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吗？”

当他走出礼堂的时候，扑面阳光普照，他立刻抑制了这种忧愤的情感。他回想1929年自己16岁就加入了党所领导的反敌大同盟的反帝反蒋地下活动，1930年考入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后不久，又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朕盟；1933年参加了中国**，1934年因被叛徒告密而遭国民党逮捕，被叛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狱中秘密党支部担任了支部委员，领导政治犯们同敌人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1929年5月刑满出狱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在党的指示下回到自己的故土——河北省蠡县发动群众武装抗战，后历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兼军区直属部队政治处主任和党支部书记：1940年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到了延安。因“七大”延期而先后进入八路军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整风运动。1945年参加了“七大”后，日冠投降，跟随林枫等人去了东北，历任**中央东北局组织部秘书兼干部科长、东北局党校教务处长，后又去了中南局和中央宣传部……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多少年来没有做过不利于党的事，现在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是非分明的。

他回到沙滩的宿舍，挥毫写下四行诗：

酷刑可以摧残生命，

不能泯灭人的魂灵：

念党光荣伟大，

真理定会再生！

他每天照样去中宣部继续上班。没有工作，他就看书看报，参加支援古巴的大会……直到被周扬一眼瞅见，才被正式通知“不要再到办公室来了”，他才停止上班。

不久，他宿舍的电话机也被撤了，汽车也被收回了，秘书被调走。熟人变成陌生客，朋友不再往来……一天，他被通知去机关党委看对他的处分决定。这个1958年8月5日通过的《**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李之琏党籍的决定》是这样写的一一第三届机关党委全体同志一致拥护中央批准的中央宣传部《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立即撤销李之琏现任机关党委委员和书记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决定》有一个附件，叫做《**中央宣传部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列举李之琏的“主要反动言行”一共有四条：一、鼓动丁玲并同她合谋翻案；二、反对“肃反”运动；三、写反党作品诬蔑转业军人；四、1934年被捕后叛变党。给他戴的帽子也有四顶：阶级异己分子”，“极右分子”、“叛党分子”，“反党集团首恶分子”，另有“野心家”、”阴谋家”等头衔。为了节省篇幅，现仅将这《结论》的第一条全文转述如下：

反对党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阴谋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他首先以“根据不充分”、“手续不完备”为借口，保持了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他掩盖丁玲的叛党历史，把她美化成一个革命战士。在他提出的审查结论的初稿中，不写丁玲是自首变节，而写成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行为”。强调丁玲在被捕期间曾进行“对敌斗争”，坚持要把丁玲在南京变节后三年多的历史计算党龄。帮助丁玲向党提出有关她历史结论的三点保留，以欺骗和愚弄组织。

鼓励和帮助丁玲、陈企霞翻案，唆使他们写“申诉书”，并广为印发陈企霞向党进攻的“陈述书”。完全按照丁玲的意思对丁、陈问题进行所谓重新查对，力图为丁玲、陈企霞开脱。丁玲直接寄给他的一封为自己辩护、诬蔑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的信，要求不要给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负责同志传阅，他完全照办。他还散布“1955年斗争丁、陈反党集团搞错了”、“丁、陈反党集团案完全能否掉”等谎言，并在“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会上说“丁、陈问题搞错了”，企图在“八大”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陈企霞给他的信中公然诬蔑党对自己的斗争是政治迫害，李之琏予以默认；丁玲给他的密信中竟说：翻身有日、有重见天日的可能了。”1957年5月，他亲自在《宣教动态》

上一条关于文艺界情况的消息中加按语说：“丁、陈问题自1955年作协党组的报告通报全国后，起码到现在还未做出结论。”企图在全党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中央搞错了的空气，以配合右派的进攻，推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看了这一条，就可以想见其他三条“罪名”是如何罗织的了。

李之琏不信这是党对他的最后处理。他要求回到农村去：是黑是白，日久自可分明。

这要求，得到了机关的批准。

1958年12月，他到了河北省承德地区青龙县的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