辄指三光，久视日月。春月燎猎，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 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又诸横取人财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渐至死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值。

又枉杀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

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

《太上感应篇》问世后，许多人只把它看作是劝善之书，强调它的社会功用，这是不全面的。《太上感应篇》重视行善去恶，目的在于求道，因而它首先是一部道书。这是我们需要指出的，否则就无法全面认识这部影响广泛的古籍。尽管如此，《太上感应篇》所竭力倡导的善行，竭力主张去除的恶行，诸如爱国爱民、敬长爱幼、慈心于物等等思想，都是中国传统美德的组成部分，经《太上感应篇》的提倡，就更加深入人心，对规范世人的行为是大有帮助的，这正是它的意义所在。

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11“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12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

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

26-32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太上感应篇》最初只在民间流传，南宋时始获官方重视，历经宋、元、明、清而久盛不衰。它不再局限于虚无的说教，而是建立了现实的封建伦理准则，有利于规范人们的言行，特别是有助于保证国家、社会、家庭的严谨秩序，故而博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同时，那些诚心修道者也推崇它，因为它不同于一味要求人们凝神思道，清心静虑的心灵修炼术，而是具体、现实地提出了行善得道的方式，这使得世俗道教从精神道教中分离出来，满足了人们渴望通过现实的生活方式也能到达得道成仙的人生境界的愿望。

该书有因果报应的观念，但又与佛教观念有一定的不同。佛教认为因果通前世、今世、后世三世，该书则更强调现世现报，作恶有过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