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处处讲究仁爱的人，怎么会说出这样强盗的理论来？至于儒家所说得天地君亲师这些不过是在阐述礼，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过是伦理上的东西。

而后面的统治者们却在此做了大量文章。这种伦理约束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于是索性随便一扯，来个顿悟啥得，又生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鬼东西来。

于是在礼教之上，就出现了明显的等级约束，进而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律条。伦理的法制化，将一切封建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封建法律都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伦理依托。

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宗法社会的结构形态，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可以现，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子。

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犯罪留下后路，又为法律向每个社会细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门。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轻松地“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

而当作为社会细胞的家族出现罪犯时，统治者又可以将某个家族成员的罪刑放大为整个家族的罪刑：族内未能很好地执行礼教，以致出此败类！于是灭九族、连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用上，“满门抄斩”就是以此为依据得以执行起来的。

试想下，儒家的中心思想不是“仁”么？一人犯错要连累全家，甚至整个家族，这哪里有“仁”可见？在上辈子，杨涵瑶就见到不少人说起儒家一副满脸不屑的样子，各种脏水往上泼，孔夫子何其无辜，被人高高抬起非他本意，说到底也不过是被统治者们利用的对象。

自己的学说理论被人歪解，最后还要承担起不少的骂名，所以工具本身没有错，看是什么人在用罢了。

外儒内法的统治术，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自古以来即是人治而非法治——因为从外表上看，一切法都被规范为仁德的范围之内了。法外有情，是封建统治者为自己标榜的资本，而不是破坏法制的依据，就很能说明问题。

哪怕在后世，杨涵瑶生活的那个年代，在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下，法制观念虽然不断加强，法制也越健全。可千百年来，外儒内法已经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残余的影响仍然非常大。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任人唯亲等，还时有出现。在某些落后的地区，宗法思想的残余还相当严重，甚至展到与国家法律作对的地步，都不能不说是封建外儒内法文化的残余影响。

叶红泽是古人，能想到这一点，至少说明此人不迂腐，不盲从，非常地难能可贵。杨涵瑶忽然有些后悔了，这人是个人才啊！正是自己所需要的人才，那些迂腐书生是无法接受自己后世带来的那些知识得。

想要彻底改变这个世界，就必须先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否则就凭她一人，如何与整个社会对抗？她必须展出自己的力量，将后世的治世观念灌输给“同志”们，让他们深入社会各个阶层，从而影响整个社会。

或许想法有些太大了，可她心里清楚地知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系统的任务想要完成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她是女人，没有从政的机会。没有了权利，那就只能学着孔夫子，再走以学说普世之路，广招门徒，以撬动所谓“礼制”的社会。

看着一些人脸上冒出的愤怒之色，杨涵瑶觉得这石头还是不能砸到叶红泽脚上去。这个是人才，是她需要的人才，她得维护一下。

想到这里，杨涵瑶也顾不上自己这样一开口，是不是又会将火力吸引回来的风险了。人才不可失，她必须得挺身而出。

“润云兄也是这么想得么？”杨涵瑶一开口，那些脸上冒出怒火的人全愣住了。

桑梓远难道也是大逆不道之徒？呆愣过后，有人受不了了，怒气冲冲地冲着杨涵瑶说道：“桑先生与润云兄这话未免太过诛心。我等身为圣人门徒岂可怀疑圣人的本意？”

可以看得出这位仁兄看在桑梓远是晋陵名士的面上已极大地克制了自己的情绪。如果换个人说这话，估计早就挨揍了。

别以为书生软弱可欺，无缚鸡之力。一旦有人敢质疑或者给孔夫子泼些“污水”啥得，这些软弱书生顿时会跟打了鸡血一样，从绵羊变成野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