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文祥的《密陈大计疏》，也是光绪元年，即1875年的事情。

汉、满各自最有洞察力的两个人，同时认识到了，中国在制度层面和西方诸强的巨大差距；而郭嵩焘还认识到了：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这一点，郭嵩焘的见地，又过于文祥了。

郭嵩焘对于关卓凡“另起炉灶”的设想，感觉犹如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从浓雾中走了出来——就是那种脑子中有隐约的形象，口中却难以名状，结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摆在了眼前的感觉。

那份痛快和惊喜，无可言语！

正是！原先的那个“制度”，既然已经腐败不堪，也不知道如何变戏法叫它焕然一新，索性完全不搭理他；在旁边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抽旧“制度”的血，慢慢地“阴干”他，等到新“制度”茁壮长大了，旧“制度”也就自然死掉了！

最紧要当然是不要叫新“制度”感染旧“制度”的病菌，大家离得如此之近，如何做成功的“隔离”？

关键有两个。

一个是用人，要分得清“新人”和“旧人”，新“制度”一定要用“新人”。

一个是新“制度”里边，要有足够的新鲜空气，保证“新人”不会“泄气”而变成“旧人”。

这方面，郭嵩焘是有切肤之痛的。

就是他赴山东烟台等地。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那一次。

郭嵩焘在当地设局抽厘，可是用人不当。他任命的厘局绅董私自增加了名目，大肆盘剥商旅，竟至生福山县的商民怒捣厘局、打死绅董的事情，这也成为僧王和文煜攻讦他的重要口实。

这个事件，正好成为郭嵩焘品评肃顺的那段话的绝好注脚。

郭嵩焘谈及此事，长叹一声，说道：“真正是‘请君入瓮’！”

曾国藩对郭嵩焘有一个评价，是“难堪繁剧”。意思是郭嵩焘只适合出主意当高参，不适合做政务官。

这个评价，关卓凡认为，只说对了一半。

郭嵩焘有书生气是真的，可绝非没有任事之能。他不论在山东还是广东，清理积弊、整顿政务，都是立竿见影。而郭嵩焘的“问题”。也正是他不论到哪儿，总要“清理积弊、整顿政务”，也就因此得罪当时当地的官场，包括处理不好和上官的关系。

在天津，和僧格林沁不睦；在山东，和文煜不和；在广东。和瑞麟不搭调，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说，以郭嵩焘的性格和见识，在旧“体制”中，确实“难堪繁剧”。

在新“体制”中呢？

郭嵩焘这种人。难道还嫌太多不成？

何况，在关卓凡的设想中。“顾问委员会”实行“垂直管理”，并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门生过多的联系，“顾问委员会”联系的对象，主要是各地的“新政”。

“顾问委员会”需要的权力，由关卓凡出面，拿过来交到“主任委员”手里。

所以，应该可以扬郭嵩焘所长，避郭嵩焘所短。

郭嵩焘的“出身”，对“顾问委员会”早期的工作，也有特别的帮助。

一般认为，郭嵩焘出身曾国藩幕中。但是，郭嵩焘绝非曾的普通幕僚，他在湘系中，有超然而独特的地位。

郭嵩焘的年纪，虽然小曾国藩七岁，但两个人却算是“同学”，他们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时间上是有交集的。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的“出山”，是郭嵩焘一力促成。

洪杨乱起，文宗敕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国藩犹豫不决。郭嵩焘几度登门，反复劝说，曾国藩终为所动，出面创办湘军。

曾涤生最终变成曾文正，始作俑者，是郭筠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