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刘孔昭写信诉苦的是他的一个远房侄子，名叫刘永隆的秀才，原籍浙江处州，寄籍金陵。在南京“阉党之乱”前，靠着祖上传下的军田收租，一大家子衣食无忧，刘永隆还能有几个余钱往秦淮河去花销。

可是“阉党之乱”后，刘永隆的家门就急转直下了。先是祖上传下的军田全都叫纪阎王（纪坤）给抄了去，半亩都没给留下。接着又是刘永隆的秀才功名贬了值，原本托庇刘家的几个商人都翻了脸，不再给刘家上供交银子了！

因为现在没有士绅官员免商税的说法了......连刘伯温的招牌都不好使了！

在各地税卡收钱的税丁不少都是朱字头的！正宗朱元璋的种，谁敢和他们比祖宗？也没人敢揍他们啊，他们手里都有杀人的家伙，而且真敢往死里招呼，闹事的却不敢下死手——打死宗子，那就是造反！要灭门的......

没了军田和庇护商人这两大收入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刘永隆家的老底子也因为丈人一家被流放台湾（目前还在鼓浪屿）而耗干了。

刘永隆是诚意伯家的子孙，娶妻当然要门当户对，娶了世交的魏国府庶流出身的女子。老丈人家遭了殃，要去台湾那个瘴痢之岛了，他能不倾囊相助？再说了，那时候刘永隆也不知道朱太子清查军屯官田的决心那么大，手段那么狠，连他的远房叔叔刘孔昭的面子都不给！

而屋漏通常是和连夜雨搁一块儿的，刘永隆家也不例外！在土地丧失，家底耗尽的同时，债务问题就接踵而至。

刘家的债务问题，则是由退还军田引的。因为这年头佃户租地是要给押金的，退佃的时候，则要返还押金。而刘家在丧失土地后，和佃户的租赁关系自然不存在了，佃户当然可以要求退佃......

如果在金陵勋贵得势的时候，刘永隆大可以赖了佃户的押金。如果东南这边的衙门，还和过去一样在士绅豪强跟前“跪着要饭”，他哪怕不是刘伯温的子孙，凭着家族的势力和他的秀才功名，也不怕几个乡巴佬。

可问题是，金陵勋贵的势力倒了！虽然刘孔昭依旧在台面上，但他是南方勋贵，不是北府勋贵，在如今的政坛上势单力孤，得夹着尾巴当官，哪里敢护着个远房侄子？

而东南这边的官府也挺直腰杆办事了——军田收回去后，百分之二十是官员们的职田！那得是多大的利益？怎么能容得刘永隆这样劣绅赖了佃户的押金？而且地方官还有“末位淘汰”和“左班监察御史”两把刀子抵在背后，不好好干活能行吗？

所以刘永隆只好卖了金陵的宅子还账，还完之后还剩下一点，就用来租房子和应付日常的开销。而他自己则奋苦读，希望可以中个举，然后就出仕做官。

可没想到金陵城的物价一天比一天贵，特别是米价从崇祯十八年冬天开始就涨得飞了起来，涨到十九年盛夏的时候都快破了天际。一斗米都过了五钱银子，米价是个基础，米价一涨，那可就是万物升涨了！

这叫刘永隆怎么过日子？他不是孑然一身，他上头有五个妈，中间有四个大小老婆，下面还有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而且还有五个跟着刘家一辈子的老仆。

里里外外就是二十二张嘴要吃，而且胃口都好，家里面一天一斗米都顶不住，再加上菜、油、柴、盐、酱、醋、布这些零碎开支，再加上七个孩子上蒙学的花费，再加上不断上涨的房租，刘永隆家每天的开支二两银子都快打不住了！他又是个没收入的无业秀才，有出无入的，日子真是熬不下去了，这才不得已向远房伯父刘孔昭求助。

可刘孔昭的穷亲戚实在太多，他能帮多少？只是给了二十两银子和一封荐书，让他去山东登州投奔北洋大臣沈廷扬......

现在刘孔昭的信和银子还没送到，而刘永隆只好当了几件穿出去见客的衣服，换了点银子去买了一车糙米（他家人多，一车米也吃不了多久），也没牲口可以拉车，就是他自己拉车，他的婆娘，徐指挥使家的闺女在后面推。

夫妻俩刚推着一车糙米从一间米铺的后门出来，转到米铺正脸儿的巷子口，就现巷子里面人山人海的，全都是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百姓，有些人还拖着老婆孩子。

这些人似乎不是金陵土著，而是操着北方什么地方的口音，显然是流浪东南的北方难民。

当刘永隆夫妇推着一车米要打巷子通过的时候，这些难民已经开始吵嚷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