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上的官员也有撒谎卖惨的，为了多要银两，免不得夸大其词，他们是否谎报灾情，长生是判断不出来的，但是这些户部官员见多识广，能够根据当地往年的收成甚至是当地主政官员的脾性来斟酌分辨，判断真假。

上书请求赈灾的都是要粮，但朝廷没粮，即便赈灾，也多为调拨购粮银两，对于各地粮米的价格长生也不很了解，好在户部还有仓部司，仓部司的官员了解情况，也能比较准确的折算出来。

长生虽然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却是两眼一抹黑，在他的印象中全国大范围的遭灾，整个大唐应该都缺粮才对，但是如此幼稚的问题他也不便直接询问，只能略加圈绕，之后便有官员出言解惑，原来米粮还是有的，但大部分都在商贾和富户的手里，商人获利总要低买高卖，也不能因此诟病他们为富不仁，而朝廷也终究不是土匪山贼，即便需要米粮也不能明抢暗夺，只能用银两自商贾富户手里购买。

他本就知道户部的差事比御史台要复杂繁琐，但直到这一刻才现这份差事远比自己想象的还繁琐，全国各地的衙门，包括朝廷直属的各部衙门，所有需要银钱的衙门都会给户部公文，由户部权衡之后报皇上核准，此前阉党把持朝政的时候，还需要经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这三关，而今阉党大势已去，中书省和门下省以及尚书省都在皇上的掌控之下，只需皇上点头就能执行办理。

不过身为各部堂官，处理公务时也不能将乱摊子直接丢给皇上，问皇上应该怎么办。而是要拿出具体的对策，然后请示皇上这么办成不成。

左右侍郎都是尚书的副手，虽然两个副手和一干下属都在，长生也并不是所有事项都征求他们的意见，所有跟皇上有关的花销，包括工部要给皇上维修宫殿，内侍禁军的器械军需，包括宫里的衣食住行，所有这些款项，一律全额调拨。

长生这么做有深远考虑，他必须让皇上知道他将皇上放在第一位，皇上自己可以节俭，却决不能被下属逼着节俭，这是有本质区别的，银两必须全额调拨，皇上用不完再退回来那是皇上的态度。

长生敲定的事情，侍郎和其他官员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一把手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是延续了几千年的惯制和风气，对此副手也没什么怨言，因为谁拍板儿谁担责，真出了事儿，追责也是主官倒霉。

即便逐一逐条的削减打算，到最后短时间内必须支付的银两仍然超过一万万两，宫里全年的用度，包括禁军和卫戍军的军饷，即便满额调拨也不过五百万两，最大的两个花销一是军饷，二是赈灾。

各地节度使索要军饷的总额约为五千万两，而各类赈灾所需银两也接近五千万两。

到得这时，长生再度开始犯愁，户部现有存银六千万两，还不能全部放出去，按照他的本意，是想尽可能的向赈灾侧重的，因为百姓为国之根本，不赈灾就会死人，而节度使手里的那些兵马已经不受朝廷节制了，放军饷和粮草给他们等同养虎为患，火上浇油。

可是如果不放军饷，这些节度使就有了起兵反叛的借口，而朝廷眼下还没有平叛的实力。

虽然以杨复恭为的阉党实力已经被驱逐出了朝堂，但杨复恭还不曾伏法，此人有不少义子统兵在外，那些叫杨守什么的节度使应该都是此人义子，共有五人，总兵力超过了二十万，分别驻防在不同区域。

眼瞅着到了上朝的时辰，长生结束商讨，与本部五品以上官员同去上朝，除了他，其他官员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官，上朝都是坐轿的，原来的户部尚书也有轿辇，长生开了一整晚的会，头晕脑胀，出了中堂才想起自己是在户部，而且黑公子也被他送给了倪晨伊，只能坐轿上朝。

由于没穿官服，还要回一趟御史台，长生坐在轿辇之中强打精神，急切思虑，这点钱该怎么分，朝廷里肯定有那些节度使的眼线，他想要赈灾就要上报国库存银，而一旦汇报了国库存银，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们就会知道朝廷有了银两，只赈灾而不军饷，也有可能引兵变。

但他内心深处也很清楚，不管调拨多少银两给那些节度使，都是肉包子打狗，到头来倒霉的还是朝廷。

全都拖着不办？也不行，眼下青黄不接，各地灾情严重，每天都会饿死许多人，一日不调拨银两赈灾，就有更多的灾民饿死，他出身贫苦，深知百姓的艰难，而今他身居高位，有能力救济这些灾民，若是拖着不办，岂不是尸位素餐，草菅人命。

回到御史台时恰好遇到杨开想要上朝，杨开服药过后余毒尽清，只是精神仍然有些萎靡，见此情形，长生便命其留在御史台休息，自己换上官服，乘坐轿辇赶赴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