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释玄明无奈解释道，“这些人都是被咱们杀掉的，如果遇到细心的对手，通过观察尸体上的伤口，就能判断出我们出招的习惯和路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是扔到别处去吧。”

虽然知道释玄明说的确有道理，大头嘴上仍不闲着，“咱杀的人多了，又不是只有这几个，在麒麟镇还杀了六七百呢，也没见倭寇摸清咱的招式。”

见大头胡搅蛮缠，释玄明有些急了，“这怎么能同日而语，麒麟镇都是些乌合之众，眼前这些可是能与我们正面对战的高手，他们身上的伤口…...”

不等释玄明说完，长生就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这里夜间寒冷，你去寻些干柴来。大头，让白姑娘将这些尸体搬走。”

吩咐过差事，黑公子也带着三匹汗血宝马自山下跑了上来，长生与杨开和余一将马上的被褥卸下来搬进了北面的石室。

三菱森等人的被褥还在石室里，厌弃倭寇的恩将仇报，吃奶骂娘，几人便将他们的被褥搬出来扔进了火堆。

搬拿倭寇被褥时长生现一个挺厚的小本子，己方众人只有他自己懂日语，随手翻看，现是一本日记，担心里面有有价值的线索，长生便没有将其烧掉，而是随手放到了一旁。

由于动身之前自客栈里吃过饭，此时众人便不很饥饿，待水烧热之后各自喝了一些，随即自篝火上堆积了大量木柴便进入石室躺卧休息。

长生也没有留人守夜，众人的坐骑都在外面，真的有什么意外情况，它们会声告警。

释玄明和余一虽然不禁荤腥，杀伐果断，向佛之心却不曾懈怠动摇，但凡情况允许都会打坐念经，不过他们都是默念，并不会出声音。

大头和杨开躺下之后很快睡着了，四人先前自汉中急赴沈州，连日奔波，皆是疲惫非常。

长生放置被褥的地方位于西北角落，离四人较远，铺盖之所以放在这里，主要是为了清楚的看到石室外的情况，除此之外也是避免大头等人现异常，虽然套上了被罩，但被褥上还是残留有张墨独有的兰花香气。

躺倒之后，长生拿起那本日记开始翻阅，这本日记原本属于那个使用双刀的女倭寇，日记是从四年前开始写的，虽是日语书写，写的却是大唐的事情，原来此人也是日本派往大唐的遣唐使。

日记虽然是从四年前开始写的，此人来中土的时间却不止四年，也不是每天都写，而是有事儿就写，没事儿就不写，也不是单纯的记事，偶尔也会感慨。

长生白日里曾经小憩过片刻，此时也不是很困，便随手翻看那本日记，他对这个女倭寇的隐私没兴趣，却很好奇遣唐使是如何看待大唐的。

日记里记载的事情很是驳杂，经常提起的主要有两件事情，一是此人在大唐的种种见闻和感受，二是对心上人宫本太郎的思念，日本人是徐福带过去的秦人和日本土著的混血后裔，这一点毋庸置疑，中土人士多用伯仲叔季来代表家里的几个儿子，而日本人也有这个习惯，但他们用的却是太郎，二郎，三郎，四郎这种比较浅白的叫法。

实际上秦时民间也有称呼大儿子为大郎的说法，而日本人的太郎和大郎其实是一个意思，甚至这两个字的音都是一样，都读“带。”

四年前正是黄巢叛乱的时期，起初这个女倭寇在日记里还表现出了对大唐战乱的忧虑，看得出来她对大唐还是有着很深感情的，毕竟遣唐使来到中土之后大唐朝廷都会给他们些银钱补贴生活，不过到了后期，女倭寇对大唐的态度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逐渐由忧虑转变成了冷漠，之所以产生这种变化，是因为她有个叫菊子的好朋友与她讲说了一些道理，大致意思就是大唐之所以接纳日本的遣唐使并不是出于大义仁慈，而是为了向遣唐使灌输大唐为君，日本为臣的奴役思想，并通过她们将这种思想带回日本，以此永远奴役日本。

到得最后，这个女倭寇的想法越极端，一改之前的感恩戴德，开始憎恨大唐，最让长生哭笑不得的是女倭寇竟然还列举了诸多所谓的事实，以此证明并不是自己的心态生了变化，而是打一开始大唐就没安好心。

那个名为宫本太郎的日本人的遭遇也跟大唐一样，起初女倭寇在日记中经常提及宫本太郎如何重情，对她有多好，但后来她的好朋友菊子给她介绍了一个名为友田的日本浪人，友田出现之后，女倭寇在日记中越来越少的提及宫本太郎，到得后来逐渐移情别恋，改为思念友田，日记中也越来越多的记录友田种种令她感动的言行，以及与友田相比，宫本太郎的种种不堪。

长生越看越生气，这个女倭寇忘恩负义，移情别恋也就罢了，最可恨的是她竟然给自己的忘恩负义和移情别恋找到了诸多借口和理由。

不过转念一想，长生也就不生气了，因为不止这个女倭寇，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这样的，都会自欺欺人的为自己的背叛和遗忘寻找各种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