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先是黄昏，然后是夜里，杨天风给“空军”制定了循序渐进的夜航训练计划，以侦察机、双翼机、超轻*型灰机组成的轰炸机编队，开始了紧张地训练。

而且，杨天风还根据雷达的探测，在没有鬼子飞机临空的情况下，多次出动侦察机，进行了探路勘测，熟悉地形地貌和标志性建筑，绘制航线地图，并在根据地内设置地面引导标志。

除此以外，杨天风还带领军工技术人员，加紧制造轰炸所用的炸弹。太重、太大的，飞机肯定承载不了，也就别想什么反跑道之类的炸弹了。只不过鉴于日本鬼子的狂妄造成的防空薄弱，在一千多米高空投掷，既能尽量保证飞机的安全，又要尽可能造成大的损害，那就要以数量取胜。

飞机有多脆弱，一梭子子弹，一颗手榴弹，都可能报销它。所以，杨天风根据自家飞机的载重量，主要生产了一批延时引信的小型爆炸燃烧*弹。大的不过三公斤，小的只有一公斤，要的就是个密集。

至于战果的大小，杨天风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奢望，主要是引诱鬼子报复，争取在根据地内打一场空战。而且，时间最好是在七月份之前，赶在零蛋儿来到中国之前。

当然，时间也不能太早，离百团大战的时间最好是能缩短，以防鬼子把力量过早地集中到鲁豫皖边区。所以，他把空袭的时间初步定在六月中下旬，并要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作好更充分的准备。

杨天风是忙得不可开交，军事、军工、政务等等，尽管不是每项工作都要亲历亲为，可指导、审阅、听取汇报等等也占去了他的大半时间。

也就在这个时候，南洋华侨慰问团的一行人，由重庆坐飞机到洛阳，短暂参观考察后，来到郑州，然后渡过黄河，进入了鲁豫皖边区。

历史上，在抗战最艰难的日子，从精神和经济上支撑中国人民抗战大业的，除了国内的民众，还有一根顶梁柱——那就是八百多万华侨。

海外华侨以地区形成三大集团：第一大集团，南洋华侨。居住南洋诸国，人数为六百七十多万，以陈嘉庚为首成立有南侨总会；第二大集团，美洲华侨。主要为美国华人十万余众，以司徒美堂为首，称为全美洲洪门华侨；第三大集团，欧洲华侨，主要是居住在英、法两国的华人，成立有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这些侨居海外，接受了所谓海洋文化，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中国人，对国内的党派之争，多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以“嫁女”的心情，倾力关怀和支援“娘家”的抗战。

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统治，愚弄人民，造成了国民的愚昧和科学文化的落后，才导致了大国被小国欺侮，大国挨小国打的可耻现实。他们幻想中国人的脑袋在外人飞机大炮的狠狠轰炸下能“开窍”——抛弃严重束缚民族手脚、智慧的封建专制，真正接受文明和科学。

因此，这部分中国人勒紧裤带支持抗战，要比国内大后方人民倾囊支持抗战，要多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接受他们经济支援的国民政府，必须保证国内政治上的民主与自由。所以，一但国内政治集团间出现纠纷磨擦，华侨们总是感到痛心疾首，无情斥责，并以不给经济支援相要挟，国民党的几次反共高潮，很快息鼓偃旗，与华侨的反对态度有直接关系。

鉴于这种情况，抗战第一期，蒋委员长不得不暂时放下了老子党、家天下的臭架子，宣布各党各派政治上一律平等，也曾一度造成国内民主政治假象，这对海外华侨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他们明确宣言，掏尽腰包，支持国民政府抗战，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成立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蒋委员长任主任委员。第一期发行救国公债五亿元，海外华侨认购了大半，以后，凡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华侨都大力认购。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国民政府先后发行了六次救国公债共三十亿元。华侨购买了十一亿元，占总数三分之一强。

由于蒋委员长以孙ZS先生的忠实信徒自居，并打着民主共和旗帜，海外华侨基本上都买他的帐。国民政府之下，专门设立侨务委员会。蒋委员长经常通过这个委员会向华侨求援要钱。华侨突击性的捐款已解决了政府不少难题，但蒋委员长苦于常年常月的战费开支，便直接打电报给各地华侨组织，请求他们搞常月捐。

常月捐，就是每月都有个固定的捐款数，就象老板给工人发工资一样，每月都有。海外侨胞竭尽全力，按月缴纳抗日捐款，如同按月给国民政府发工资。南洋华侨每月平均实际捐款为：七百三十四万元；美国华侨每月平均实际捐款为：五十八万三千元：八年抗战中，华侨捐款共计为：十三亿二千二百五十三万余元。

海外华侨不仅出钱，而且出人出力。一九三八年，滇缅公路完工，这条公路成为抗战时期祖国大陆进出口的生命线，是全国抗战的大动脉。然而，当时国内有经验的大卡车司机及汽车修理工来源奇缺，临时培训又来不及，设在昆明负责管理这两条运输线的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就积极向海外招募机工。

直到一九四二年五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洋机工们共抢运了四十五万吨以上的军事物资，极大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战事业。在三千多名机工中，因炸死、疾病、车祸等为国捐躯的就达一千多人，占全体回国南洋机工的三分之一多。海外游子之心，在国难当头之际，表现得如此炽热，如此崇高伟大。

……………

“……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国府的强烈要求，以及对先汉奸后英雄的杨将军的些许的好奇心，我们并不想到那里去。当时我们最想去的是陕甘宁边区，据说那里才是中国最进步的地方。然而这是命运和上帝的安排，在那里我遇到了改变我一生的事情和人物……”

“……甫至开封，便有边区的政务副主任宗辉等人前来迎候。欢迎宴是比较简单的，但却并没有让我们的印象有所转变。毕竟在重庆的言行，能让外人揣摸到我们的喜好。”

“晚间，宗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边区的历史，分发了一本小册子，放映了一部由影像和照片混合起来的纪录片。他还郑重地告诉我们，现在和以后，我们走过的土地，都是从日本人手中夺取并光复的，上面有着英烈的鲜血，回荡着烈士的英魂。这让我们油然而起崇敬的心情，或许这也是我们思想转变的开始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