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鸿诧异的不是方黎的见识，而是诧异于他的胆魄。这等于是直接在指责分税制留下的一些后遗症。而分税制，今年上半年才开始实施，是洪老总入主中枢之后，所推行的一个最重要的举措，也是对华夏国经济领域乃至政治领域今后数十年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其他大举措，包括国企改制，教育产业化改革，医疗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等，和分税制所造成的影响比较而言，都要等而下之。

刘伟鸿对分税制，也一直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第一次在青松园和洪老总见面的时候，也略微谈到过一点，但是不深入。刘伟鸿很清楚，洪老总推行分税制的决心非常之大，任何阻力都难以动摇他的决心。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到了保持中央政府权威和主导性的关键所在。不但洪老总下定决心要搞这个分税制，包括隋安东同志在内的许多中央最高层领导，都对这个制度持完全支持的态度，刘伟鸿自知阻拦不住，所以只是提了一些改良性的意见。

但现在看来，效果并不明显。

这也难怪，毕竟在分税制实行之前，一些情况是难以意料的，或许虽然能够想到，但没有现实情况作为参照，对于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乃至伤害，认识都不够。

分税制对国民经济以及国民心态所造成的最大影响，在于“羊毛出在羊身上”。中央政府推行分税制之前，所考虑的重点，只是要将税收分配的份额重现调配，从地方政府手里收取一定的分配权集中到中央政府。如果将全国的税收总额定为一百元，以前是地方政府支配六十元到七十元，中央政府支配三十元到四十元，此之谓“税收倒挂”。分税制实行之后，这种分配方式转变过来，中央政府支配七十元，地方政府支配三十元。如此一来，中央政府就有足够的财力，集中投资大项目，搞大建设。同样，中央政府手里有了大量的资金，才有足够的权威。

就好像银行系统，人民银行如果头寸周转不灵，没钱给，下面的商业银行才不会理他。

然而，这种想法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开支，绝不会因为税收的减少而减少。以前他们手里有七十元可供支配，现在忽然减少到只有三十元，怎么办呢？于是就有人提议，地方政府要缩减开支，裁减机构和人员，量入为出，自动自觉地将自己的开支，控制在三十元的标准之内。

其实这真是太天真了，把一切都想得十分完美，认定地方政府会进行自我约束。但现实情况是，不管哪一级政府，官爷们都绝不会委屈自己。

好，现在中央政府拿走了大头，只给我剩下三十元，我还是要过以前七十元的日子。钱不够，怎么办呢？办法很多。首先，卖企业：企业卖完了，还是不够，卖地皮：地皮不够卖，没关系，加价，再加价，总之加到够钱用的程度。同时，加税。或者不叫加税，叫征求各种费用，名义不同，实际一样。钱不够用，就从老百姓手里拿。

再苦不能苦干部嘛！

于是，原先一百元的税收总额，就变成了一百四十元甚至更多，老百姓无形之中，掸加了百分之五十的负担。

换句话说，这是政府通过税费的形式，将改革开放后这十几年，民间积累的部分财富，无偿地收回到了政府手里。

加上民生经济领域的改革，教育产业化，医疗改革产业化等等，费用成倍成十倍的增长，群众口袋里的钱，就更多的流向了这些必不可少的民生领域，代为政府买单。真正的负担，翻了几番都不止。民间财富自然也随之缩水。

是谓之“国进民退”。

刘伟鸿本没打算在此时和洪副总理谈论这个话题，却不曾想方黎当面就提了出来。看来方黎也是很有自己想法的。

洪副总理望了方黎一眼，神情并不如何的严厉。在这样的私下场合，洪昏总理历来不禁止亲信部属说话，哪怕对他本人有所得罪，或者说得不是那么正确，都没关系。

上位者，必须要广开言路。

见洪老总没有要讨论分税制的意思，刘伟鸿便继续说道：“要解决二重的资金难题，还要着落在二重自身来想办法。二重的那块地皮，占地近千亩，价值超过了一个亿。如果整体出让，不但二重重启资金不成问题，银行贷款能够马上还清，还有大量的积余，完全可以在地段稍偏的郊区，重新规划一个新的第二重型机械厂，将二重整体搬迁过去。这样一来，二重的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带动郊区经济的发展，可谓是一举两得。对于辉圣锅炉厂和其他几个情况类似的工厂企业而言，也能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难题。所以说，治标很容易。”

刘伟鸿站在那里，不徐不疾地说道，语气很是笃定。

洪副总理随即说道：“这个方案，我相信辽中的同志，肯定也能想得到。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二重这些企业为什么会垮掉。这才是本质问题。如果这个本质问题不能解决，就算把二重迁到郊区去，过不了两年，同样还是会垮掉。”

“所以说，要治本。”

刘伟鸿笑子笑，缓缓说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