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凝神倾听的方黎忽然说道：“刘局长，第五小学的情况，会不会是个别现象？根据平原的报告来看，第五小学的校长和财务主任相互勾结，随意加大收费的尺码，中饱私囊，是两个坏分子，已经被市里处理了。其他学校的情况，是不是不至于如此严重？”

贺竞强的报告里确实是这么写的。郑晓燕当面“告御状”之后，平原市教委和平城区教委随即对第五小学的谢校长和郎主任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相互勾结，有贪污情状，已经将两人撤职查力。

刘伟鸿摇摇头，说道：“第五小学的情况，特别严重，但其他学校，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也只是在程度上略有区别，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关键在于，这个增加收费的文件一出，就如同打开了一道闸门，让所有学校都有了加收费的依据。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我们很多的政府运作方式都是不透明的，政府有什么夹件，国家有什么法律法规，多数情况下，群众并不了解。所以存在监督上的盲区。谁也不能保证，第五小学只是一个特例。根据我们近几年反腐败的情况来看，腐败分子简直是前赴后继，奋不顾身。而且，一旦学校实行开放式收费，就没有上限了，各种各样的名目都会出现。到时候很多地方政府的负责同志尝到了甜头，只怕会更加控制不住，政府不但不对教育产业投入，反倒将其变成一个收费的工具。群众的负担只会越来越重。”

方黎笑了笑，说道：“刘局长，学校收费增加了一些，但是政府也放下了包袱，可以集中财力物力投资基础建设，投资大项目，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群众的收入也会持续增加，相对而言就，群众在教育上支出总的比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吧？”

方黎这个话，可以看作是在帮着贺竞强，向刘伟鸿提出质疑，但也可以看作是方黎在配合刘伟鸿，让他将想要陈述的内容，全都说出来。甚至个别地方刘伟鸿想得不是那么周到的，方黎也在提醒他。

洪老总特意将方黎留下来，或许就是让他起到这个作用。毕竟洪老总不能总是向两位年轻晚辈发问，未免有失身份。

“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物价的上涨，基本是全国均衡的，经济高速发展，必定会弓发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比率，全国基本一致。而各地经济发展的速度却很不一致，甚至相同的地区，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人群，收入增长幅度都会有很大的区别。或许一部分逐渐富裕起来的群众，可以承受教育费用的上涨，但肯定也有一部分群众跟不上。作为政府，我们不能只看平均数据，而是必须在民生领域更多地考虑低收入群体，也就是弱势群体的承受能力。尽管绝对公平是不存在的，但在同一个国家，必须想方设法实现相对公平。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才不会持续下降。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模式搞下去，教育行业完全放开，用不了太久的时间，教育支出将成为相当一部分群众家庭沉重的负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就是在实行精英教育了。小部分富裕家庭的孩子，能够享受到大部分高端的教育资源，而大多数不太富裕家庭的孩子，从一开始就处于明显的劣势。”

说到这里，刘伟鸿略略顿了一下，喝了。水，随即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

“就好像我们的邻居印度，他们搞的就是精英教育。婆罗门和刹帝利阶层，享受高端的教育，享受大量的资源，造就了一批精英。但全国绝大部分群众，依旧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对于一个拥有八亿人口的国家而言，一两千万的精英人士，无论如何都支撑不起整个国家的发展。国家要发展，要富强，必须坚持我们当初的理念共同富裕口没有了这个基础，国家的发展就只能是畸形的。与我们准备实施教育改革的初衷，也会背道而驰。我们实施教育改革，是因为资金不足，教育资源不足，普及率偏低，希望通过民间的参与，加收费用，全民办学，从而提高教育资源的普及率，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都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实际操作起来，就会变成精英教育模式。归根结底，是全国绝大部分不富裕的家庭，一起掏钱，改造我们的教育体系，增加高端教育资源，而真正能享受到这些资源的，却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而是富裕家庭的孩子。这就成了一个悖论。”

“教育的不公年，将会成为许多社会矛盾之中极其突出的一个环节。因为每一个父母，都很爱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孩子寄予极大的希望。当不公平的现象，发生在孩子身上，势必引发父母的严重不满。同时，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进一步继承这种不满的情绪。用不了多久，最多一代人的时间，这种矛盾就会充斥整个社会基层，从根本上毁坏我们国家的基石。”

刘伟鸿断然说道，神情十分恳切。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刘伟鸿脑海中真切的记忆，来源于另一个平行世界的现实。教育不公平，教育腐败，引发了无数的社会矛盾，而且不满的情绪，还在进一步的积累。

“所以，我认为，教育改革不能单纯从经济角度来看待，必须更多的从民生角度，民心角度来考虑。国家克服暂时的团难，持续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入，持续改善教育资源，扩大普及面。让全国各地的孩子，都能享受到应有的资源，这才是长久之道。这么做，或许在一段时间之内，会增加国家与地方财政的负担，甚至会非常困难。然而这些困难，理所当然是我们政府应该来承担的。政府不能只图自己轻松，把负担转嫁到群众的头上去。不管怎么说，政府的承受能力肯定要远远大于个体的承受能力。这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就好像战争时期，军队不牺牲，势必就要牺牲群众。现在也是一样，政府不承担压力，压力就肯定要由群众来承担。这不可取！”

刘伟鸿直截了当地说道，没有丝毫的犹豫。（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