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回路权，各国公司肯定趁机加价，粤汉铁路那边已经向交通部服软，通过美国领事表示，希望以六百万美元的高价把路权卖给我们，这几条铁路赎回来，只怕执政斧要做好拿出一亿两的准备，一亿两可以修多少铁路？”

反问时，他又自己替他回答了一下。

“至少五千公里铁路！这不是胜，而是一次惨败！”

盯视着梁敦彦，陈默然继续说着。

“我们拿一亿两买回的是什么？像粤汉铁路那边花一千多万两，买来的是49公里铁路，还有四千多吨路轨、梁料，这些值吗？”

梁敦彦这会倒是有些弄不明白执政的意思了，难不成执政想一分钱不出，就收回路权？诸国列强怎么可能答应？

“路权是收回来，但问题是怎么个收法，现在交通部正在同粤汉铁路的合兴公司谈判，我们承认四百万英镑的铁路借款，甚至可以批准他们继续筑路，那些个公司的钱都是在欧美民间发售债券募集，他们是拿着别人的钱借给我们，然后又以此相胁承建勘测、筑路包括铁路亦由其经营，直到其经营五十年后，我们方可收回管理权，现在我们要争的就是这个管理权！”

“执政，那您的意思是……”

“只要把铁路的运营管理权收回来就行，借款筑路并不是坏事，关键问题是在于怎么借，借款不出卖国家权益，这就是良债，未来我们修路的时候，会直接由财政部到欧美发行债券，同时都明确规定了铁路建造和管理之权归中国国家所有，聘用的洋工程师和总帐房必须听命于交通部以及项目总办或代办；铁路器材的购置和费用支取外人不得插手，否则不得照行。路权在我，即便是以铁路募债之抵，又有何妨！”

有些懒散的靠在椅背上，陈默然半眯着眼睛。

“政斧要敢于借钱花，而且在善于借钱花，我们可以把国家看成一个公司，从公司财务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理财问题。首先，如果国家借债的利息高于国家投资或开支的项目所能带来的回报率，比如国债利率是20%而国家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只有2%，这里国债利率是成本，投资回报率是收入，那么国家开支的项目每年要亏损18%。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开支外，政斧应该停止、减少开支，尤其不应该通过赤字、国债来让政斧浪费钱，应该降低税负。如果是这样，政斧的确要尽量存钱，以防未来出现财政危机时要花20%的利息去借债。国债利率低于国家开支项目的回报率，那么往国库存钱只会阻拦国力的增长，使国家衰退，像我们修铁路的回报率一年在8%至15%之间，远低于借贷利率相反地，这时就可以大胆的借钱。”

“执政，国债早已为国人接受，但我国民间却无法接受国债！国人之所以抵触均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债都是列强强加赔款，再就是借款无一不令主权丧失！所以国人无法接受外债！”

留美幼童出身的梁敦彦自然知道国债有良恶之分，可民间对国债的根本姓否定的态度，借外债当然更无法接受，他们根本不知道政斧借钱用于建设的誉处。

手摆一下的同时，想着民间对国债的抵触情绪，有些头痛陈默然揉了下太阳穴。

“等过一阵子，《光复报》和国内的其它报纸，会先后以国债发一些专稿，《光复报》会以为曰本为例，介绍国债于国家强大的作用，咱们到19世纪末还没推行国债市场，曰本却已走在前面。明治维新时期曰本敢于利用公债支持发展，而同期清廷还忙于往国库存银子。结果，到甲午战争时，两国的国力已大相径庭，最后存银子的满清却向借款的曰本赔了2.5亿两白银，曰本用借来的银子发展的工业、铁路，用借来的银子建立了舰队，最后靠着一场仗都挣回来了，可他们接着却借的更多。”

稍沉思了一会，陈默然又继续说下去。

“要改变国人的思维，曰本无疑是最好的启示，现在作为贫国的曰本缘何能够挑战作为欧洲列强的俄国，他们用借来的钱发展工业、发展军事，又用借来的打仗，借债不仅使得曰本未失权益，反而挤身跃于强国之列，民间不要呼喊着向曰本学习吗？要学曰本，先要学会曰本对待国债的态度！”

呷口茶，陈默然又继续说下去。

“现在执政斧不予外国承认难以举借新的外债，所以我们便转向国内发行公债。按财政部的统计，我们从国内募集了4300万元的公债，经过这一次光复公债的发行，咱们的内债市场正在打开，以后对内发行国债的力度，还会再加大，一方面政斧加紧宣传国债的作用和意义，另外还要宣传何为恶债、何为良债，让民众区别对待两者，最后等他们适应了，也就自然的不在意了！”

端起茶杯喝了几口，陈默然却是把眉头皱成了一团，虽说早已做好心理准备，把自己在国外存款变成中国的国债，可这总靠着自己的那笔钱，总不是个事，毕竟那笔钱还有其它的用途，可若是在国民不认可外债时，大举外债，恐怕又会引起国民的恶感！

“债肯定是要举的，就先从铁路开始吧！”

话音未落，办公室外，一名军事参谋却急匆匆的走了进来，他的手里拿着一份电报，脸上却又是一副喜忧参办的模样。

“执政，西安、西安举义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