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志，关于征北侯和威武侯冲突一事，你有何意见呢？”

萧何我站了起身，表情严肃：“陛下，以微臣浅见，对征北侯，我朝只能安抚为主。他声称要走，并非真的就是与我朝离心离德，只是受了欺负觉得委屈罢了。只要陛下秉公惩治此次闹事的襄阳镇军将，给征北侯一个交代，那他自然就会回心转意了。”

仁兴帝还没说话，方岩已先冷笑了：“征北侯的东平兵马固然重要，但荆襄军在我朝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尤其是如今北伐正紧的时候！萧断事官，你口口声声要处置襄阳军的军校，难道就不知，倘若乱了襄阳军心，会给我大唐造成何等的后患吗？”

先前无论方岩说什么，萧何我不是反唇相讥就是冷笑讥讽。但这次，他紧紧抿着嘴，对兵部尚书的责难一言不发。

没有人奇怪萧何我的反应，殿中众人都知道，方才双方的讨论已渐渐触及了朝廷的禁忌荆襄镇与江都朝廷的关系，那是南唐朝廷中人人皆知又讳莫如深的禁忌来着。

荆州、襄阳，两城自古乃江淮间重镇，是南朝抵御北魏的最强要塞，南朝历来在此驻扎重兵，威胁中原，力抗北魏。但世间事情总是这样，凡有一利必有一弊，荆襄镇是南朝的第一大军镇，军力雄厚，而且因为它扼长江中游，那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得它在抵御北魏的同时，也对下游的江都城形成了居高临下的俯眺优势在殿中议事的人都不会忘记，当年南朝的开国太祖李长生之所以能顺利篡夺残余的刘汉朝，席卷江南，也是因为他掌控了扼长江上游的荆州和襄阳两镇军力。

南唐修订的官史《刘汉史》上记载，刘汉的光显帝十一年，刘汉末帝刘南因为仰慕大唐太祖李长生“不但勇毅武功，而且人品贵重。品行高洁，堪为天下所望”，他遂“自惭形秽”，称“天下者，有德者居之，有力者居之。朕无德无力，何以居此重位？”，于是汉末帝“自愿”地派出朝中重臣持诏书请李长生入江都，将传国玉玺和天子剑奉上，昭告天下。表示自愿禅让皇位给。

显然，刘汉末帝能做到这种地步，已可以算很有觉悟的好同志了，但太祖李长生的觉悟比他还要高。史书上，这位大唐“楚王、都督荆襄诸镇军事、都督中外军事、总统内外诸军、太师、假黄钺”的李长生先生接到诏书时候，他的反应是这样的：“始闻帝诏，太祖涕而泪下，执天使手云：‘吾生为大汉忠臣，死为大汉忠鬼。岂敢觊觎非人臣位？’遂坚拒诏书。

次日晨，帝诏再至，太祖再拒，匍匐跪地。哀号涕泪，久久不起，坚拒诏书；

第三日，帝诏三至。太祖悲恸莫名，言‘吾本赤子，圣上何疑吾等至此乎？主忧臣辱。罪臣唯一死以证清白。’遂拔剑欲自刎，幸得众将在侧，夺剑阻之，太祖欲再寻死，以石阳侯为首，众将跪而抱膝，哀声称‘天与弗取，必致大祸。君或无惧，但吾等尚有父母妻儿需供养，请君怜悯’……

总而言之，《刘汉史》记载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李长生同志对皇位毫无所图的高尚情操，这位淡薄名利一心为公的大汉忠臣之所以最后被迫黄袍加身，这完全是被朝廷中和军队里的反动势力勾结迫害所至，跟清纯美女校花一步步沦落为失足妇女一样，简直是太无辜太令人发指了，令人同情。

当然，有些东西，《刘汉史》是不会记载的。它不会告诉大家，“楚王兼假黄钺”同志接到诏书的地点，并不是在他的驻地襄阳镇守府里，而是江都城门外的白下集，那里距离城门还不到五里路；而且，李长生他也不是一个人来江都公款旅游的，在他身边，还有雄壮的数万来自襄阳和荆州的雄壮军士，上千的斗铠，而在他身后，还有更多的兵马正源源不断地登陆，荆、襄两镇的水师舟船那如云的船帆已经遮蔽了长江江水。

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这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南唐的官史上自然是不会记载的。但除官史以外还有野史，野史以外还有民间传说，南唐开国不过三百年，历代虽然也出过昏君，但文字狱这种高难度的动作他们还不懂，所以很多东西大家就是想忘都忘不了。殿中众人除了皇帝李功伟以外，哪个不是进士出身，博阅群书满腹经典，当年鼎革之际的那点猫腻都是了然于心的。

大唐开国三百年来，荆襄间虽然再没出过象李长生那种气运逆天到足以改朝换代的强者，但桀骜不驯的权臣和军阀倒是出过不少。尤其是永和年间的襄阳大帅恒元子，那是令江都君臣至今想起都要冒冷汗的狠角色。此人权势最鼎盛之时，随意废立皇帝，带兵入朝，将跟随太祖起兵开国的十五户功臣豪门剪除殆尽。当他气焰嚣张时，即使强盛如沈家也不敢与他轻攫其锋，只能选择退而避让、委曲求全。大家都说，倘若不是恒元子在六十一岁那年突然暴毙身亡，只怕又是一个李长生了。

总而言之，荆襄镇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是有特殊意义的，荆襄镇拥有的力量实在太可怕了，掌控了如此强大的兵权，哪怕再忠诚的臣子坐到那个位置上都会变质。所以，南唐朝廷对荆襄总帅的感情历来是复杂的，又爱又怕，又疑又惧没他不行，不然北兵会随时可能打到江都城下的，皇帝要睡不着觉的；但他太强了也不行，皇帝同样会睡不着觉。

所以，皇室在任命荆襄镇镇守将军时候，选人的第一标准并不是“英勇善战”或者“足智多谋”或者“战绩赫赫”那种，而往往是要那种“老成稳重、成熟稳健”型的人物最好是那些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子、身上带着七八种慢性病就更好了。至于镇帅的才能呢，千万不要那种能力太强的，但也不要那种太弱太弱的话，把荆襄镇军搞成一团废物了，那也失去设镇的意义了。

（其实，余淮烈这种战绩彪炳威望甚高的军中元老来担任荆襄镇帅，这其实是不符合历来的皇家用人规矩的。只是这也是有着特殊原因的：一来。大唐为了预备征蜀之战，荆襄镇是西征的主力兵马，打仗时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主帅，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二来，余淮烈虽然性子暴躁，但他家从爷爷的爷爷那辈起就是为大唐从军的，他爷爷和父亲都是为大唐战死的，这种将门世家该说忠诚度蛮高的，不该有什么异心。余淮烈这老家伙虽然脾气暴躁，但还是个直性子的军汉。也搞不来那种阴谋。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余淮烈老家伙六十多岁了，征战多年落下一身的明伤暗创，就算他有什么异心，只怕也没几年好折腾了。）

理解了朝廷和荆襄镇之间这种“麻杆打狼两头怕”的微妙关系，大家也就能理解为何在谈到这个话题时候，南唐君臣们要如此慎重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在枢密院的这场冲突里。余淮烈无故挑衅在先，接着荆襄镇军官群殴在后，孟聚孤身一人被揍，其实是很无辜的。但政治的麻烦就在这里了，凡事不是光考虑是非曲直的道理就够了，还得权衡冲突双方背后的利益和力量对比，妥善安抚各方利益。尤其是现在北伐战事已到了第二阶段，正是需要襄阳军出力死战的时候要说造反，余淮烈或许还没那个胆子。但他若是心里不爽，难道还不能打仗时候来个出工不出力？

现在，廷议中各方的立场已很明显了。兵部尚书方岩的主张是放纵荆襄镇而压制孟聚，而北府断事官萧何我的态度是严惩荆襄镇的肇事军官而支持孟聚，而枢密使欧阳旻的意见是他说了一大堆，其实什么意见都没有。

欧阳旻是南唐的首席战略家，自小热爱兵事，精于战事筹划按照后世的说法，他是那种专家型的事务官员，是靠着自己的本事爬到枢密院掌院这个军界首席的位置上，而不是靠哪个世家或者势力的提携。他也知道自己“上面没人背后无靠”的处境，所以平素行事非常低调，只管负责枢密院的兵事运筹，而对其他朝廷政争半句话不多说。

往常，靠着滑头的态度和这种含糊不清的表态，欧阳旻大概也能过关了。但今天，他一向无往而不利的招数失灵了，或许是因为心情不好，或许是因为恼火枢密院处置不当惹出这趟大麻烦来，反正皇帝是不打算轻易放过他了。

李功伟盯着他：“枢密，牧公和远志都说了他们的见解了，你也该说说吧，这事情到底要怎么处置才好？”

听得皇帝的问话，欧阳旻心头激灵，情知这下情形不妙。皇帝第二次问自己，而且称呼萧何我和方岩都是称他们的字，而称自己则称呼官职，这中间的亲疏之别已很明显了，明摆着是皇帝对自己有意见了，自己还继续耍滑头的话，只怕接下来就要大事不妙。

“陛下明鉴，老臣才疏学浅，能力有限，委实也不知此事该当如何处置的好。不过以老臣看法，朝廷需得知道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必不可少的。”

李功伟本来已经做好打算，等欧阳旻再耍滑头推脱时候就给他狠狠的一个训斥。但听对方这么说，话中好像大有深意，他倒是有点意外了：“枢密不妨把话说得再明白一些？朕倒有些听不明白了。”

像是已经豁出去了，欧阳旻沉稳地说：“陛下，征北侯和威武侯二位诚然都是朝廷倚为干城的重将，对朝廷来说，这两位将军自然都是很重要的。但请陛下和诸位大人深思之，为了北伐大业，倘若朝廷不得不放弃两位将军中的一位的话，哪位才是必不可少？想通了这个道理，陛下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了。”

李功伟和两位重臣一愣：都说会咬人的狗不叫。欧阳枢密平素蔫蔫的不做声，但他被逼到没办法了，倒也能说出点东西来啊。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倒也是别出机杼孟聚和余淮烈，哪个才是必须的？

方岩出声赞同：“欧阳枢密老成谋国，所言甚是，老臣亦是赞同。当前。我朝最要紧的头等大事是北伐战事，而荆襄镇又是接下的北伐主力兵马，这种情况下老臣并非说东平镇不重要，有东平镇配合，我们的北伐固然能更顺当更便捷，但即使没有东平军配合，靠着江都禁军和荆襄镇的兵马，朝廷一样能把北虏平了，只不过要多花费点功夫和时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