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州，也就是后世的陕北绥德。

此刻，林昭正走在前往绥州的路上！

北宋的时期的绥州是属于西夏的，是与北宋交界处的边陲重镇，也是西夏入侵宋朝的桥头堡。

唐朝时期党项人本来生活在吐蕃高原，结果受到吐蕃人的欺压，处境苦不堪言。故而他们向唐朝申请归附，大唐天子仁义，也便同意了。

次内迁，党项人迁到了松州（四川松潘），那里地处唐朝与吐蕃的交界之处，自然条件可能也更加符合游牧民族。当然了，估计唐朝也是担心党项人不安分，完全内迁会引狼入室，故而有些戒备。

在松州，党项的日子并不好过，随着吐蕃的强大，不断向东蚕食入侵，党项人又待不下去。这一次，大唐天子很仁义，让他们内迁位于西北的夏州。也就是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王修筑的统万城一带。

当时的夏州情况还好，尽管有回鹘和突厥人，可处境要比松州好的多。党项人随即开始

休养生息，慢慢的逐步壮大。他们的领是拓跋氏，或许是因为唐王朝给了他们一块栖身之地，故而对唐朝感恩戴德，一直很忠诚。当然了，想来是因为他们实力有限，没有和唐朝叫板的资格，不敢过分嚣张。数百年来，党项人在这里不断展壮大，并非趁着一次次的机会，扩展土地。

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到了晚期，节度使拥兵自重，动乱更是一次接着一次。起义也是此起彼伏，比如闻名后世的黄巢起义。

大唐天子也是危在旦夕，好几次逃亡前去蜀中避祸。很多次，以唐朝本身的实力，想要收复失地根本做不到，有心无力。这个时候，唐朝天子便动了向游牧民族借兵的心思。

比如安史之乱时，唐朝为了光复长安、洛阳两京，向回纥借兵。当然了，借兵是有代价的。唐朝答应，两京光复之后，任由回纥人抢掠三日，子女财帛任由抢掠。由此可见，古代历史上诸多不好的晦暗时期，受伤害的始终是老百姓。

借兵的事情不止一次，后来党项人也在借调的范畴中。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三月，党项族领拓跋思恭率领部众勤王，亲率锐卒与黄巢军交战，唐僖宗封拓跋思恭为左武卫将军，并权夏绥银节度事。八月，唐僖宗下诏，正式任命拓跋思恭为夏绥节度使，辖夏州、绥州、银州、宥州、静州。十二月，诏赐夏州号为定难军。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七月，唐僖宗封拓跋思恭为夏国公，并赐李姓。由此开始，定难五州和党项人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绥州便是其中之一，西夏也就是在这里逐渐展壮大的。尤其是接下来的五代十国，中原王朝可谓是一片混乱，根本无暇顾及远在西北的定难五州。党项人抓住机会，实力愈的强大，已经不可小觑。

北宋时期，定难五州虽然名义上尊奉汴京的北宋皇室，实际上却是听调不听宣，几乎是个完全独立的小王国，比之唐末的节度使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朝太祖、太宗也想要对其用兵，可当时西北局势太过复杂。北汉依旧雄立河东，有契丹在背后撑腰，实力不可小觑。因为能威胁到河北之地，隔着黄河对关中和河南之地虎视眈眈，乃是大宋王朝第一心腹大患。

故而，宋初的一段时间内，北宋除了灭掉南方各国之外，在北宋最重要的对手便是北汉。太祖时期尚未成功，直到太宗时期也一举铲除北汉刘氏政权。

再往西北，有定难五州、府州折家、麟州杨家，五代以来的传统犹在，都不是完全归附大宋王朝的，当时又有吐蕃诸部存在，局势可以说是错综复杂。牵一而动全身，根本没有对西北大举用兵的可能。

也正是因此，定难五州才能在夹缝中生存，并且不断壮大。同时他们觉得，北宋王朝对他们无可奈何，也助涨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恰好在这时候，西夏出了一位杰出的领李元昊。带领西北逐渐壮大，成为西北第一大政权。

李元昊深知定难五州的处境十分尴尬，想要长久生存，必须扩展生存空间，唯有疆域扩大，才能立国。

东边是府州折家和麟州杨家，以及大宋的关中之地，贸然出兵必然会引起诸位军阀，以及北宋朝廷的强烈反弹。

扩张的方向只能是西方，自从唐末以后河西之地便与中原王朝脱离关系，可以看成是无主之地。再者，河西之地祁连山下，土地肥沃，又有雪水灌溉，乃是西北荒漠之中的天府之国。如果能得到，西夏的实力必然会有一个很不错的提升。

不过麻烦的是中间隔着一个宋朝的灵夏路，这一次李元昊没有犹豫。因为灵夏路是宋朝突出在西北的一块地方，与宋朝背身联系不是特别紧密，甚至有点飞地的感觉。北宋对其重视程度也十分有限，攻取的可能性还是有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