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职还有一事，冒死上陈。”

周文郁跪了下去，袁崇焕一楞，将周文郁搀扶起来，说道：“你虽是我的部下，我向来拿你当心腹来看，和诸位幕僚老先生一样看待的。你有什么话，但管说来，就算是大逆不道狂悖混闹的话，我也都会包容的。”

“多谢老大人。”

周文郁要说的话确实相当大胆，他仔细思虑，想来想去，袁崇焕要想更进一步，短期内从资历来说根本就不可能。

除非是养望或有特殊的事件生。

养望很难，要做实绩，立战功，不停的涮新人们的认知，同时要时间推移。最好是再受一两次迫害免官去职，这样十年八年之后，人们想起边事无人，第一时间脑海里就想到袁崇焕，如此，养望就算成了。

不过现在的这局面，谁知道将来政局会如何变幻？

最好的办法还是把持住辽西兵权，威权日重，牢牢掌握将门和兵权，使朝廷不敢轻易换人，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除了掌握将领之外，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能叫朝廷感觉到袁崇焕能掌握住大局，使天启六年正月的悲剧不再重演。

此事除了需要重新筑城和练兵，战场上需得挡住女真人，不可再使其长驱直入。

正月间的惨败，除了辽西各将真的打不过之外，进退举措失宜，甚至将门故意放女真人进来的心思也是有的，但事后检讨，就算辽西将门没有异样心思，认真抵抗，最终的结果也还是差不多。

最多是提前撤走觉华上的人员和物资，损失就不会有这么大，除此之外，不会有任何更好的结果了。

经过一系列的大战之后，辽西的营兵和将领内丁可以上一个层次，底下就是多加苦练，并且给他们实战的机会，实力上来才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

但栽培将领内丁也好，训练营兵也罢，哪怕朝廷还是一年三百多万的粮饷拨给辽西，想在短期内在战场上和女真人争雄、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或许慢慢来，一直有练兵的机会，粮饷也充足，真的磨练出十万八万的强兵，那时候可以收复广宁，稳守三叉河，使女真人不得寸进，乃至十年二十年之后，观其自败，朝廷以二十万兵再讨凶顽，可建全功。

可袁崇焕能在辽西呆十年二十年吗？

五年也是难保。

朝廷政局不稳，缺乏真正的强势人物，魏忠贤再强只是一时，这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内阁没有强势的辅，或者说没有真正强势的党派，这才是最要命的事。

自隆万之际，内阁的稳定才是最要紧的事，高拱执掌整个隆庆七年时间的政权，接下来是张居正的十年，这才是大明最稳定和展最好的十七年的时间，国家强大，百姓富庶，后来到万历二十年之前，政治也还算清明，先后是张四维和申时行王锡爵等清正大臣秉持国政，国势仍然很强。

当时朝中也有党派，东林党已现雏形，不过主要还是以籍贯来分，比如江南一脉，或是浙江一脉，或是楚党，或是川党，或是晋党，朝政就在这几个党派之中轮转，比如张四维是晋党领袖，其后的申时行是江南一脉。

朝中当然也有政争，党争，但党争还是些微的利益之争，并没有以党争害国政。

真正出现变化是在万历中期，也就是国储之争开始之后。

在万历的怠政和立储之争之下，党派不仅出现，而且越来越牢固，无党之士，渐难寸进，而京察之时，各党都会对别党痛下杀手。

此后党派之争越演越烈，最终出来方从哲秉政，调和诸党，但只是流于表面，后来方从哲自己都不得不黯然挂冠而去，诸党之争，在天启早年以东林大胜告终，然后三党迅速投靠魏阉反扑。

国事让位给党争，内阁和朝堂之上几无宁日，对国事的损害当然极大。

比如熊廷弼，时人以为可惜，但主要还反映在熊是楚党中人，而王化贞是东林党人，两党相争，王化贞这个巡抚反而凌驾于熊这个经略之上，这是党派力量不同，地方的文武官员也就有所取舍，经略和巡抚的职权重叠，王化贞侵权侵的理直气壮。

最后广宁事败，东林死保王化贞，熊廷弼反被杀掉，传九边。

很多事，看起来是偶然，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