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刘愈刻意未将苏彦遭遇乱党下落不明的事隐瞒，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朝廷里就有了传言，说是南王在往藩地的路上出了事，至于是怎样的事他们还不清楚。

之后几天，更多的消息传到了刘愈这里。

苏彦遇袭的时间，闰二月初三，也就是在柳丽娘送来那封信的第三天，事情很巧合，让刘愈想到柳丽娘或许是已经提前知道了消息，又不方便写信，只好用特别的方法对刘愈作出提示，但因为刘愈提前没有想到会是苏彦的事，再加上信本身就有耽搁，使得刘愈对此事的发生猝不及防。

苏彦遇袭的地点是在江右通往凌州的官路上，事后地方守备部队赶到时，苏彦随行车队所有人都被补了刀防止存有活口，乱党所用方式也是极为残忍。随后地方官会同地方守备部队展开调查，也是无一所获，乱党在袭击完苏彦的车队后就随同苏彦一起从人间蒸发了一般。

刘愈展开地图看了看，事发地点距离南方负责镇守梅岭峡谷道、川琦道的梅关府很近。

因为岭南历来被认为是“蛮夷之地”，而岭南少数民族又被称为南蛮，因而历代朝廷对岭南都是严防死守。从湖南再到江右南部再到福建西南之地，五岭之地，朝廷设下了很多关口来防止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地方守将拥兵自重，很多都已经形成了地方的土皇帝。朝廷基本也无须对地方作出赋税上的开支，地方守将可以自行纳税，管理地方，就连行政权他们也基本是一把抓。

本来朝廷对岭南也是一种放任的态度，岭南属于三不管的地界，只要是地方没有大的叛乱发生，地方守将向朝廷所奏请的事一般也都会准许。这也形成了地方独特的军事行政体系——国中国。

时至今日，岭南军事派系中，有五六家，每一家都是一个国。

这些小国，以地方军事派系为划分为“府”，这些“府”都很小，一般只有一座大城加上关口和城镇，人口不过数万，就好像一个堡垒一样，地方汉族百姓需要得到这些军事派系的庇护，而他们也需要缴纳赋税来维系军事派系的运作，男丁战时为兵，不战则为农，地方征兵、纳粮皆是由“府”的最高首脑来负责。

顺朝也只有在岭南这一处地方，实行的是府兵制。

刘愈想起来当日柳丽娘帮刘愈抓乱党时所提出的交换条件，就是朝廷要处决江南五大军事派系首领及其辖内主要将领，当时刘愈就感觉到，其实柳丽娘并非是中原人，而是来自于岭南少数民族。刘愈更猜想，柳丽娘师徒之所以会帮淮王谋事，是想借助淮王的力量来发展己身，让岭南少数民族不再受到汉族王朝的欺压。

刘愈很能理解这些少数民族之人对汉族王朝的痛恨。

朝廷在南方的各“府”将岭南肥沃平坦的土地占领，少数民族要为生，要么投到“府”的治下，缴纳沉重的赋税，还要服劳役，要么只能往南迁徙到山中与外界隔绝。在“府”的领地内，人口分为几等，汉族是最高等的，拥有特权，而汉族的兵也是最安逸的，就好像府里的禁卫军，冲锋陷阵时在后面，而少数民族的兵则充当敢死队一样的奴隶兵。而上阵时，其实他们的敌人也是他们的同族之人，同胞相残，这也是很残忍的事。

在岭南各“府”内，并不阻止蓄奴，因而很多少数民族百姓活不下去就会卖身到府里为奴为婢，受着汉族人的欺压，尽管南方少数民族近百年来反抗不断，但因为南方铁资源的稀少及开采难度非常大，又缺乏中原先进的冶铁工艺，使得少数民族人的武器落后，与各府的兵作战中长期处于劣势。

南方少数民族虽然名义上是大顺朝的子民，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政权，而少数民族跟汉族之间也是水火不相容。

刘愈猜想，此次袭击苏彦车队的，要么是地方的府兵，要么是岭南的少数民族。但要穿过岭南伏兵的管辖地和一些关口实行这次的恐怖袭击，就算是岭南少数民族所为，那也跟“府”脱不了干系。因为苏彦本身就是去挟制各府的权力，当“南王”的。

“还是我操之过急了。”

刘愈看着地图自己慨叹了一句，如果等岭南彻底平定之后再派苏彦去，就不会送他上绝路。刘愈也是因为朝廷没有资源来打这一仗，加上地方上又没有发生叛乱，刘愈想的是平稳的过几年再去解决岭南的问题，但现在看来，岭南的问题已经摆到了桌面上。但现在的问题还是——朝廷没有银子。

刘愈更想不出这场仗到底怎么打。

岭南各府其实都是在朝廷的治下，之所以会形成岭南独特的军事行政体系，也是朝廷多年放任自流的结果。岭南各府的首脑也并未作出其他与朝廷为敌的事，朝廷要平剿他们，就意味着要树他们为敌，那就等于是自找麻烦。而如果是朝廷出兵协助府兵来平岭南的少数民族，也是师出无名，刘愈更不想把岭南各民族推出国门，让他们更加痛恨汉人。

要解除千百年来传下来的民族矛盾，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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